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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上街，准备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他们自以为算盘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却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劳心者治人’的时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灭火的却是广大人民。他们妄想自己可以抵挡三百万军队，谁知仅仅三篇社论就把他们缴了械。右派分子虽然狡猾阴毒，可是除了低头认罪外，再也没有别的生路……”
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三篇文章胜过三百万大军呀！这个巴金的笔锋倒是有点份量！”
巴金的文章继续说：“右派分子从进攻到失败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常识。他们只有一样本领：骗术。他们先骗了别人，然后欺骗自己。又有人把他们比作赌鬼，整天关着门聚赌抽头。外面已经在大喊‘抓赌’了，他们的赌兴正浓，还梦想一掷千金，赢来个王国。在这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书生的气息？虽然他们披着‘教授’‘学者’‘作家’‘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干的却是赌鬼、骗子的事情。等到有人敲门抓赌，他们的骗术当场出丑，他们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装病装死，耍无赖、耍流氓腔。这就是他们的‘骨气’，这就是他们的‘清高’。他们大概因为没有受到‘国士’的待遇，就索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来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说：“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短小，但是很精悍，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
巴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新知识分子还是占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旧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喜欢吹嘘自己的‘清高’和‘骨气’，字眼当然是很漂亮的。其实这种高不可攀的‘清高’和‘骨气’说穿了也并不稀奇，用他常常摇头摆脑地念来念去的一句‘豪迈的话’的话来解释倒很恰当，那就是‘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我现在把它称作‘国士论’。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和退却检讨的时候都使用过‘国士论’这个武器。例如徐中玉在他的所谓‘第五次检查’里就一再地承认：‘具有“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之类的思想。像“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在我身上是十分严重的’。要是得不到‘国士’的待遇呢，据他自己解释就会‘滋生出反党的情绪和思想，进一步就会作出反党的行动来。’
“大家可以替他们算一算，他们究竟身兼若干职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徐中玉也不例外。可见党待他们实在不薄，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呢？原来‘国士’的解释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像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即使做了总理、副总理，他们也不会认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检讨中，他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陈伯达说：“我看巴金的看法提到了点子上和要害处，右派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此，即政权也。你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始终不会停止反党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指示说：“我们要通过这次大辩论，使广大贫下中农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决击退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为农业大跃进开辟道路。”
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所谓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看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那个右倾思想，有人似乎连多快好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了，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纲要》还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今后每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纲要》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了全面的规划，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示。
江青曾经欢欣鼓舞地说过：“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农业《纲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潮，当全国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一个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时，也就为一九五八年震动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揭开了序幕。”
这时，是毛泽东最为得意和兴奋的时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看到我们党解决了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矛盾，赫鲁晓夫没有话说了吧！不是我们小看他，他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国际共运的大事，我们理应发挥大党的作用，不能再让赫鲁晓夫牵着世界的鼻子走！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我要亲自去，发挥一下我们的作用嘛！”
果然，当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就连赫鲁晓夫也感到了意外。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几次讲话，驳斥一些共产党人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害怕帝国主义的观点，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讨论会议宣言时，中共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被否定，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观点被会议采纳。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体现了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一些革命原则，特别明确指出的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的坚持斗争，对克服苏共二十大的恶劣影响，使国际共运坚持马列主义的道路起了重大作用。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代表团对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提法作了让步，但在当时，我们还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意见。”
随后，中苏两党产生了分裂的迹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写道：“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和全民的规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毛泽东指示在这篇社论上特意写上了这样的话：
“有些人害怕大鸣大放大辩论，害怕大字报。怕什么呢？一怕‘乱’，二怕‘下不了台’。他们的这种害怕，表示了他们不敢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采用全民整风的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必须、也只能、也一定能够自己救自己……”
毛泽东连续收到了几封密信。其中一封是揭发彭德怀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期间，彭德怀与苏联主要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来往频繁，几次谈话竟然微妙地避开了翻译，由苏方翻译单独进行。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几次影射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进行好，关系到共产主义的前程问题。斯大林的教训如果不及早吸取，中国共产党内还会有悲剧性的灾难。’同时，赫鲁晓夫多次在讲话中称彭德怀同志为‘国际英雄’、‘杰出的统帅’、‘天才的战略家’，鼓励他回国后发挥英雄的作用。”
毛泽东把这封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阅后收了回来，对江青说：“此事到此为止，静观局势发展。”
到这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继续宣传说：“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要改造的资产阶级了。再过五、六年，我们要给的定息也不给了，那就更不好再讲资产阶级了。我这次去埃及、印度等国访问中，看到人家的资产阶级代表更吃得开，更受欢迎，共产党的代表还不那么吃得开。所以我说，中国资产阶级将来还要留一个时期。”
他提出：“统一战线的效果成绩就在于使大部分资产阶级能够和平过渡，转化过我们这边来，减少发生反革命捣乱的可能。我们现在用统一战线办法可以消灭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要这样统下去，一直要统到将来资产阶级也变成劳动者了，有些成为体力劳动者，有些成为机关干部，和我们没有区别了为止。”
在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中，他还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批评我们的话并不都是错的，如批评我们‘宗派主义’，说我们没有友情、温暖，这是有的，我们要注意克服。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这是我们的失败。将来还要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过了这个风头后，有一些偏差还是要纠正的。这是我们历来的规律。”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和文件后，气愤地说：“都是屁话！这个人总是信口开河，没有本事竟然逞能，我看他将来究竟怎样收场！”他指示有关部门调查整理一份具体分析右派分子成分的材料。于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报送了山西省团省委的一篇报告，里面分析道：
“从团内揪出了右派分子，我们不抱任何痛惜，反之，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分析一下他们堕落为右派的原因却是有好处的。根据七十名团内右派的分析，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本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封建把头等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未得改造，坚持其反动阶级立场者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二）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且直系亲属被关、管、杀，对党和政府极端不满有强烈的阶级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