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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放了这么一段，我看放够了再放下去，就连我们在座的一些人的屁股我看也要坐到右派分子那边去了。我们的一些人实际上经不起什么风浪。当人家纷纷跳出来发表反党言论的时候，他也就要跟着哼哼了。”
就在这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尖锐地指出：“在‘帮助丑化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迷惑了双眼。”这下，许多人才感到风向变了！罗隆基连连拍自己的脑袋：“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这是他们诱敌深人的老把戏，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些刚刚掌了权的大老粗，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把权力交给知识分子呢？糊涂！糊涂！我真是太糊涂了！”
一篇报告政治局的内参写道：“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全国人民立即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反右斗争迅速展开，反右派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工人群众起而应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农民、青年学生、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也纷纷响应，对社会上的和本单位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大家纷纷反映：如果不把这些右派分子统统挖出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扶持纳吉那样的人物登台。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恶务尽，不留隐患。”
六月十四日，继《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后，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进人高潮时，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的名义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如果不彻底批判，就有可能让他们滑掉！”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把他亲自整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江青对编辑部的负责人说：“毛主席这个伟大历史文件的发表，将使广大人民在现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掌握最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反右斗争和以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必将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
在人大代表讨论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一开始就受到各界代表特别是工农兵代表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我们中国的右派分子好可怜呀，他们在中国没有半点市场，竟然是如此地不堪击！我们刚刚发令，就来了个全线溃败。”这时，上海有人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信中揭发：今年六月至七月间，在党中央发出反击右派的号召后，周扬等人慌乱在文艺界组织了有计划的退却。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自己把小辫子揪下来，要突出《文艺报》这个战场，对右派实行反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光年等才立即抛出了假检讨，而周扬等也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了反右的英雄。我们希望党中央能够掌握他们一方面把一些无辜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另一方面掩盖自己的右派分子脸谱的情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对江青等人说：“此事暂且如此，不但文化界，其他部门的党内代理人也在纷纷组织退却。如果穷究下去，势必扩大打击面，对我们不利。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要经历许多的战役。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谁也不要有这样的幻想，准备长期战斗！”
七月一日，毛泽东再次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他对江青说：“好久没有写这类批评文章了，是由于找不到斗争的机会。好，现在来了，我的写作的兴趣也有了。我年轻的时候，最高的理想就是当一家报馆的总编，能够自由自在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现在的职务其实对我来说，是最没有自由的。我在同右派论战中能够找到我自己，可惜右派分子的论战水平不高。”所以，毛泽东指出：“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对这些人，是客观存在，同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后，《人民日报》迅速报道：“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从党、政、民主党派、文化、教育、出版、卫生各界揪出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对他们坚决地专了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现在，反右斗争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形势大好。”这时，彭真也公开转变讲话了，他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反右派的意义时，强调说：“反右斗争是一场全民性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好，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大家一定要全民上阵，个个口诛笔伐，声讨右派。”
就在这年的七月八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全国省委书记电话会议上，提出了“要尽可能地争取右派”的口号，他说：“费孝通前不久写的两篇文章，轰动全国，台湾、香港都很注意，现在回头来，他还可以写很好的文章。我们不要以为把人打成右派分子了，就是一切都不那么好了，右派还是可以为党工作的。右派分子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七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当讨论到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洪、钱端升、费孝通、钱伟长、宋云彬等人的代表资格和工作职务的问题时，刘少奇也站出来讲话：“在没有结论之前，大家要相信他们，他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否则他们就不好办事了。这些人的处理，最终还要听取我们毛主席的意见。”
康生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周扬这些同志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好，他们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为已经暴露了的资产阶级右派鸣冤叫屈，多方辩护，而且包庇了一大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如邓拓、吴晗等等，使他们能蒙混过关；另一方面是假装反右，把一些本来不是右派分子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一些人得以继续窃据各级党政文教机关的领导职位，继续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你就别提了，提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年七月间，毛泽东巡视了许多地区，他在青岛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提到反右斗争时，反覆地说：“这场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党对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我们要深入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所以这场反右斗争要继续深人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十七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相持不下的激烈斗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文艺界右派依然嚣张，周扬竟将作协党组扩大会停会四十多天，目的就是要抵制反右斗争开展。总理和康生同志再三指示还迟迟不动。在党组会上，周扬等人一方面假装反右，一方面利用冯雪峰的批判煽起一股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的歪风。林默涵说什么‘这次斗争不但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前。要坚决，不惜牺牲一切，宁可没有文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应该警惕。”
毛泽东对她和周恩来说：“这次不打算解决周扬这些人的问题，让他继续暴露，到一定的时候再说。江青你也要正确对待文艺界的情况，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暗，没有多大了不起嘛！”周恩来送给毛泽东几篇文艺界批判右派的文章，其中有巴金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上题为《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和于同年九月二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题为《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