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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搞掉高岗以后，毛泽东就把担心放在了彭德怀身上。就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和林彪谈话的时候，经常明白地端出了别人和他的谈话：“有人说你是高岗一伙的，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能和高岗相提并论？你比高岗要高得多嘛！高岗也并不是一切都错，他在一些重要的路线上，其实是支持我的。他的文化不高，主要是搞阴谋活动，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讲话。依我看，现在我们党内还有隐患，这个隐患未除，我是睡不好觉的。”林彪间道：“隐患是谁？〃
毛泽东说：“你知道呀！在历史上多次和我们搞别扭的，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也对你不服气嘛！历来对你有看法嘛！这个人，朝鲜打了一仗，自认为自己了不得了！我看迟早是要把他摔下来的。”
这下，林彪彻底明白了：这个隐患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结构，凭良心说，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竞争、角逐权力的高低。
充斥在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人和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几乎都是所谓‘泥腿子”、“放牛娃”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靠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是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少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人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千。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毛泽东曾经指着这段话对刘少奇说：“我这话也是讲给一些人听的，起着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帮人擦亮眼睛的作用。”
刘少奇认定他还是在指彭德怀。
彭德怀出奇地保持了沉默，他对他的老婆浦安修说：“老毛就是想让我出来为浦熙修讲情，我偏偏不讲，不上他那个当。反正当右派又枪毙不了，让老毛随便批去吧。中国没有两党制，也没有言论自由，就只好这样吧。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不丢人，你说是不是？警惕老毛到了斯大林晚年，会胡来！蒋介石杀人起家，共产党也是要杀人的。”这话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笑了笑说：“让他公开说，背后骂我们不好查，公开说我们，骂我们才好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别人骂，骂得越起劲，越难听我就越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骂不倒的，倒的反而是骂人的人。”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再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覆。资产阶级还会反覆，大的没有，小的可能。你们不要看现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好话，那是靠不住的。你手里掌握了政权，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喊你的万岁。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了打倒你的把握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掀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的同志还会动摇。有了一九五七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吗？我看还是早了些。去年那么大的风浪，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我看也不早。再不写就是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去年右派闹事，其实是有很多人准备跟着闹的。我们的左派也沉不住气了，认为人家说的有理，好像自己错了似的。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几十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猖狂进攻，公开要让共产党下台。你说章、罗划了右派，他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