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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介绍说：列宁的信在苏联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交给代表们讨论的时候，代表们希望斯大林能够按照列宁的教导改正自己的错误，并赞成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报告还公布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当年写给当时担任政治局书记职务的加米涅夫的信，诉说她由于记录了列宁病中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对此对她大发雷霆。她要求加米涅夫对她进行保护，防正斯大林对她进行迫害；另一封信，是列宁写给斯大林的，列宁严厉地批评斯大林对他的妻子的粗暴的辱骂行为，要他收回他的话并要他对克鲁普斯卡亚赔礼道歉。随后，《秘密报告》列举了许多的事实，揭露斯大林捏造罪名滥杀无辜，在国内制造恐怖和残酷镇压人民，残害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的罪行。同时，赫鲁晓夫还批判了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破坏民主法制建设，一切搞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治个人崇拜的具体办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被美国的《纽约时报》全文刊登，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用当时著名人士的话来说：“被称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苏联，竟然被一个‘暴君’、‘刽子手’统治了几十年，不得不使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和破灭。”
紧接着，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十月被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称之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事件。周恩来在报告中一再强调：“这个事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件完全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现代修正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结果。”这个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结束以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使国际上反共逆流猖獗一时。这个事件会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造成一定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总结讲话，特意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没有认真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以致使反革命分子乘隙捣乱。”同时，毛泽东从稳定国内局势的大局出发，号召各级干部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并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以消除匈牙利事件的隐患。他风趣地对周恩来、刘少奇说：“与其让纳吉那样的人来和我们的官僚主义算账，不如我们自己清算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赫鲁晓夫不能太让步了，在他面前我们要讲一讲老资格！”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在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谈话时，再三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捍卫斯大林的革命事业的意见。周恩来说：“你们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已经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反苏势力就是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赫鲁晓夫也明确地说：“中国坚持使苏联不悦的态度，只会使我们的敌人高兴。”周恩来说：“我们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在苏联或中国再次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赫鲁晓夫说：“中国如果发生资产阶级反政府的暴乱，我们也会出兵的，就像声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那样。”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解决我们国内的任何事件，不会请苏联出兵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坦率地告诉苏联同志，匈牙利事件后，在中国也同样引起了一定的波动。”
一月七日，陈其通等人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干涉文艺界的情况，并且提出了应该在艺术的规律范围内活动。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江青说：“你看到了吧？已经提出党不应该管文艺了，我看还会有人提出党不应该管其他领域的工作，最后让共产党退出政坛。”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宣部传达了他的指示：“对陈其通的这篇文章必须进行批判”。胡乔木等人听到传达后，犹豫地问：“仅仅一篇文章就批判，是否会抬高他们的地位，再等等看，放长线嘛！”但是，江青不断催促，她对胡乔木说：“主席对其他的领域可以采取放一放的政策，但是对文化领域不行，这块阵地稍微放松就会出乱子，你们一定要采取措施反驳。否则，主席要亲自行动了。”于是，这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驳陈其通的文章，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为此事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这些动向，一直是抓得很紧而且决不会放松的。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发出了警告：“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情绪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活动。这个不奇怪。我和我身旁的人就讲过，要他们注意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反映。因为敏感的地区是这里。我们的工农群众是稳定的，健康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旋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我们要有所准备，对这些歪风邪气，一定要打下去，绝对不能手软。”他特意对江青布置：“给我盯着国内，最重要的是国内的动向。”
周恩来很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他在一月九日访问苏联时，对莫斯科大学的师生们讲话时专门指出：“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当然包含有允许不同意见的不同派别的文艺理论存在的意思。当然，我们这样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目前在思想战钱上正如同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帝国主义同我们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的任何麻痹，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采取双百放针丝毫不意味著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投降。”
三天后，即一月十二日，邓小平也到清华大学做报告，说：“我们毛主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接受教训。现在国内外都有一股势力在和我们较量。我们党内也历来存在着路线斗争。这种斗争无非是打倒一批人，另一批人起来，对此我们看得很清楚。前几年我们讲专政多一些，现在可以放宽一些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和平，讲缓和，我看仗还是打不起来的，世界上有两个原子弹的国家，有原子弹的怕原子弹，美国就是这样。我们希望目前世界上这三种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国际上如此，我们国内就更要团结了。我们提出双百方针，就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让各种意见都有讲话的机会和场所。不要怕不同意见，只有听到不同意见我们才会避免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在接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更为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观点：“要讲买卖，必须给公私合营的资产阶级定息。不给定息，资产阶级就要造反了，斗得无产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从马克思的理论上看，要先解放资产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不让人家好好地活下去，你能活好吗？”
中共中央讨论共青团“三大”文件时，刘少奇提出“报告总的精神是六个字：劳动、学习、团结。我建议在社会团体里设婚姻介绍所机构，不要动不动就提斗争，当然除非资产阶级让共产党下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客气了。”邓小平也说：“美国许多大学生都可以自己找职业，我们是不是控制得过死了，搞一下大范围，还要自己安排一下。不要把大学生的工作全部包揽下来，允许人家有一定的自主性。”
毛泽东在他召集的各省、市委书记会上再次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你们要注意。他们要往外跳，我的意见就是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让他们放，放够。牛鬼蛇神只有出来才能歼灭，这不叫诱敌深人，而是他们自投罗网。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们首先是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打这两仗。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会反映出来的，不要等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跳出来和我们闹，要学会引蛇出洞。让资产阶级自己跳到我们的埋伏圈里去。他们有话让他们讲出来，有话讲出，有屁放出，他们才会舒服一些，总之，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你们要有这个准备，不然要会犯错误。”
二月十八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干部会上说“去年我们的工作冒进了一下，这也是人民闹事的一个原因。今后这种闹事不可避免，因为我们还要进行大的动作。在一定的时候，让他们首先闹一闹，不然他们没有事情可干嘛。”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后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经他修改后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陈伯达说：“这篇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篇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毛主席在这个光辉文献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全面地总结了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的理论、方针、政策。这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是的，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这样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问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陈伯达对江青说：“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著作，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基础。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锐利的理论武器，是我们在大革命海洋中航行的方向盘。这篇光辉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