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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著名作家胡风把他花了三个月写好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亲自交给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把这个报告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他还交上写给他们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我作了反覆的考虑和体会。我反覆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当我逐渐明确地感到了我的体会同时也是对应着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终于解放了我自己。在我走过来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于革命斗争发展的感受，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通过对于四中决议精神的体会，这才比以前数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的一分胜利光辉就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对于一个非党的著名作家三十多万字的《意见书》和写得隐晦、曲折的文字，任何非关心内幕的行政领导人都不会有耐心读下去的。更别提担任领导整个中国大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但是，毛泽东读完了，而且读得格外用心，对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和信件作了认真的推敲。他让江青看看，江青也看得特别认真。
她尤其注意到了胡风写自己经历的那段感受：
“如果不是把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看作同一的内容，如果不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信赖，那我就无法得到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过来，坚持了过来的基础。如果当我一度排出了革命阵营以后不是抗战一开始就找到了党的领导，得到了一些同志、特别是周总理的带领和关注，带着我通过一个一个的包围圈斗争了过来，逐渐提高了我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和信赖，我就很难在那样复杂诡诈的环境当中争取到一些工作条件，在党所领导的总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争的。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和实践情况上反而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借口原谅自己了……”
作为毛泽东在文艺上的重要助手和秘书的江青，反覆地把《意见书》和信件看了几遍。她对胡风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中期鲁迅和国防文学展开论战的时候，江青就想登门去拜访鲁迅，请教鲁迅几个问题，但是被胡风挡驾了。他仔细地打量着化了名的江青，接过她带去的她写的文章，说他将转交鲁迅，但是再没有下文。江青断定，那时正傲气十足的胡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而她已经是一名对左联都保密着的地下共产党员。
现在，胡风的信件和意见书就落到了江青的手里。
江青知道，胡风是一个在文学上雄心勃勃，而且同样喜爱广泛结交文学新人和组织一些文学团体而充当文坛盟主的理论权威，他不大服人也不喜欢约束，他总是要在文学的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我，总是要以鲁迅的真传弟子而自居要压倒别人。他虽然厌恶江青同样厌恶的人如周扬等人，但他比起周扬等人来在某些方面更令江青所厌恶。
毛泽东在给江青交底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胡风里的身上有某种秘密领袖的气质，你要研究一下这个人，他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文人，尽管他的确是一个文人。他的许多的观点和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尽管他不是高岗、饶漱石。他的三十万言书说出来许多的心里话。所以，大有研究的必要，因为这篇东西已经成为一个典型了。我们要用它来作为靶子，以警告所有的类似者。敲山震虎、打草惊蛇，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的这个动机，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想象到的。所以，江青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的胡风所有材料转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几乎没有阅读《意见书》，就连胡风的那封信也是简单地翻了翻，他只记住了胡风下面的一段话：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的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况的担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文坛的信心。一直相信斗争一定会展开，我的发言权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然而，只有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受到了批判以后，我才无限痛切地感到非马上正视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因为这，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代文坛，争取参加斗争条件不可。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江青催问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此事的意见时，刘少奇也没有看完胡风的材料，只是听取了陆定一和周扬的汇报，就对江青说：“胡风这个人爱好组织小集团，我的意见是可以开个会来帮助教育他，对胡风不一定要采取打倒的态度。”
周恩来说：“胡风的工作问题可以考虑适当地解决。”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住地开会，研究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时，刘少奇依然是粗粗地看了一下胡风的材料。江青说：“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全面地否定和攻击毛主席的文艺理论和路线，把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说他们的重心就是要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要求党中央全面地考虑解决他们的问题……”
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惊讶地连声问道：“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刘少奇点点头，承认道：“对胡风的材料我只是草草看了看，没有仔细地研究。”
毛泽东生气了：“你们都轻视了这个问题。文艺上的事情不能小看呀，这种形式和人民群众接触得太紧密了，一定要抓住不放。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军官服役条例”时，刘少奇和彭德怀主张搞军街制，刘少奇说：“这是我们的军队从建军以来走向正规化的标志，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元帅和将军。我们的军官素质并不见得比苏联低多少，应该和苏联差不多。”他们都主张把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引向苏联军队管理的道路。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这次会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党，撤销了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覆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
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揭露和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是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反党阴谋集团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紧要关头，是由高岗、饶漱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郭峰、马洪等野心家、阴谋家首先跳出来，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击退了高岗饶漱石资产阶级司令部猖狂进攻，从而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证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这个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高岗饶漱石的残余势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刘少奇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也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实际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英明地指出：彭德怀同志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是一个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同志。’在粉碎高饶联盟斗争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予他们严肃的批评。当时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改，而没有加以深究。此外还有一些人也陷进去了，譬如陶铸同志、林彪……”
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统统不深究了，彭德怀都不追究，那么其余的同志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举行上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