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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实践来作为暗语的，是要在他死后通过全党公认来选出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和原则，也符合他的“英明”和“伟大”的身份和地位。正因如此，这位聪明一世的毛泽东才选择了华国锋这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能当总理”的人当了总理，而且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时间和历史老人往往与一些人在开玩笑。就是这个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口口声声说他没有能力当总理，一旦当那位巨人果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后，他的眼睛马上盯住了巨人的宝座，他绝对不会甘心再当什么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了。所以他对一位新闻记者没有给他拍出他居中的照片恼怒不已，自己亲自在中央的回忆上滔滔不绝地给那位记者罗列罪状，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听了传达后找到他说的那天的报纸查看了照片，就对我的几个朋友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还如此斤斤计较议长毫无差错的照片，可见此人心胸窄小，不成气候。毛主席的这个所谓接班人并没有选好，我看他就是掌了权也不会长久。”其中一个朋友问我：“你说华国锋能干多久？”我说：“顶多三、四年吧。”
紧接着，声势浩大的揭批清运动降临到我这个普通的作家头上，我说的这段话被朋友揭发出来了。于是，我成了“反革命”，受尽牢狱之苦。批判我的时候，那些显示革命比谁都坚决的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下来反驳道：“我和他无冤无仇，有什么可反的？我不过是对他的行为作一点评论罢了，怎么能说成是反对他？真正能反对了他的不是我，劝你们不必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下什么功夫了。我料定这位所谓英明领袖需要你们保卫他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敢真正站出来再提半个字的“保卫”！”
我的话，使我的那几个专案组的人面面相觑，不发一声。
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就料定，中国真正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当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最后连党的副主席都落选后，我再次望着他的画像笑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属于你的位置你怎么就敢坐上去呢？整整三年多四年头，就到了真人归位，小兵回营的一天了。”
我现在讲这些话并不是企图表现我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要说明我对那些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鄙视和厌恶。我后来见到那几个“英明”人物时，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历史是容不得其欺辱的，谁欺辱了历史都会遭受时间无情的惩罚。
有人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并不假。但是人写下的并非全是历史，也有虚假的赝品。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陈年旧月扣在它身上的污泥浊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恢复它本身的清白。为此，需要有胆识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和一切作家们共勉。
师东兵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广州祥云阁
引言
一九七六的盛夏，北京城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浪，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刻，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被称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已经面临奄奄一息的边缘。
身染重病的他，静静地躺在沙发里艰难地呼吸着，不停地发出咳嗽的声音。老年性支气管炎的病症折磨着这位曾几何时叱咤风云、气吞万里如虎般的一代英雄。仅管站在他旁边的医生已经悄悄地议论，他是很难渡过这个龙年大关的。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政治局核心领导们都不会相信那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坚信，他是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但是，他确实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招手像几年前那样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或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见他的英雄们和崇拜他的人们，就连正常的外宾会见也取消了。如今，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不时地从床上转移到沙发上，靠回忆来维持自己生命的延续，靠别人的汇报和看书来继续指挥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
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始终耽心着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的，这将是他无法闭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但是都必将要正视当年的那些日日夜夜……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习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刘少奇插话说：“高岗相当国家总理和党的副主席，可以公开找我们说出来嘛，我们可以让给他嘛，可是他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挑拨离间，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谁的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多。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他的那些丑行简直令人无法启齿……”
“无法启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使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了。”
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