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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文化部和中宣部里有那么一批大大小小的阎王爷嘛。他们不整好人，就没有事情可干嘛。你看戚本禹分析李秀成的叛变要害写得多么好呀！”
从说着，毛泽东指着一段话给江青念了起来：“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思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请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市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大极了，你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天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漂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王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宏，我将我部收齐，其他各记（寄）话而从’……”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这些分析很有说服力，说明了这个人在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和我们的出发点一致的。你找过这个人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以由这个人来执笔搞。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在现实的政治态度上怎么样。”
江青轻轻地摇摇头：“我已经了解了，他在中央信访机关工作，接触人当然很广，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有接触，而且他说话比较随便，不利于我们的保密工作。”她看见毛泽东正在闭目沉思，又说：“戚本禹才三十三岁左右的年纪，是山东威海人，没有上过大学，是高中文化程度。”
毛泽东说：“不上大学也未必没有真才实学，那些上了大学的也不见得真有什么本领。有的人是越读书越蠢，现在的大学如果不加改造，是不会真正地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我和远新他们谈话的时候，就主张他们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这才是他们的主课。戚本禹搞历史研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你再往下看，他的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呀。”
江青接着看起了《评李秀成自述》的后一段：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帮筹为引……稳匪作乱，举手而平’，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为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遭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覆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彼，何不有乱于民？被园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平日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性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也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由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屡屡可见。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江青看到这里，对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人可以调到《红旗》杂志去专门搞理论研究。他就是杨问昆当年要打成右派的‘八司马’之一的人呢。如果审查可以，我主张培养培养他。年轻人嘛，将来也可能是我们的后备力量。事情总是年轻人干起来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这说明，他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在学术界准备大张旗鼓地对戚本禹进行讨伐的时候，江青对文化部和中宣部传达了毛泽东对《评李秀成自述》的评价：“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得意地对周扬、陆定一等人说：“从批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以来，毛泽东同志就非经常重视理论战线、历史领域里的革命，对明显地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他从来是主张要吸取经验和教训的。为什么你们就那么熟视无睹呢？你们是不是要压制戚本禹同志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我就要让戚本禹来领导你们！别以为小人物的文章可以不放在眼里。任何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时，又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刘少奇同志就说：‘苏共二十大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周扬也马上宣传说：‘苏共二十大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打破了过去思想垄断的局面，现在苏联的文艺才真正达到了国际水平，苏联文化的方向，就是全体进步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苏联的毒草电影和小说在我国纷纷翻译出版，如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等，被他们捧上了天！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季亚科夫的《亲身经历的故事》，被他们指定为内部出版物出版。特瓦尔朵夫斯基攻击斯大林的《山外青山天外天》、爱伦堡攻击斯大林的《人、岁月、生活》和他的《解冻》，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冈察尔的《小铃铛》，列昂诺夫的《暴风雨》，包戈廷的《忠诚》以及叶普图申科反斯大林的诗歌，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迅速出版了。周扬和林默涵提议指示：‘你们要扩大选题的面，除苏联的外，还要选别国的，东欧的、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反个人迷信的、色情的、有关战争的只要是有代表性的都要出版。讲修正主义蜕变的，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幕书也要出版。还有修正主义的逃亡作家、文艺界叛徒的作品，他们寄往外国出版的东西，都要注意出，包括色情的、虚无主义的、反斯大林的多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充斥着我们的书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上重重地划上了记号。
第八章 深谋远虑
＇在毛泽东眼里文艺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都是和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分散的孤立之“敌”的歼灭，既可以作为随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把柄，又可以暴露“后台”的问题。于是，他的每一步高棋都走着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视，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上海的问题也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