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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南方听取了林彪的意见后，电话指示刘少奇要彭真检讨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在会上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后不再讨论了。后来，林彪报告毛泽东：“彭真的问题在刘少奇包庇下，蒙混过关了。其实，彭真和高岗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并不亚于饶漱石的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将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交苏联的党组织来领导。团中央的负责人也立即写信给谢列平，要求将中国留苏学生交苏联共青团组织管理。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和高岗同斯大林秘密联系有什么区别？刘少奇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中国留苏学生的党团组织置于苏共的控制之下。将来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上演的曹禺的名著《雷雨》后，赞不绝口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我看，繁漪将来是可以做共产党员的。”康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江青说：“少奇同志在文艺上的思想和方针和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雷雨》这出戏，明明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和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戏剧嘛，但是这个三十年代的剧目，却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扬，使曹禺在许多的方面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江青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二十七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刘少奇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不少同志主张宪法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这对团结和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的同胞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让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以逐步接受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整个过渡时期还要起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扩大生产，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还可以作出一定贡献。实际上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遥遥无期的，总要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要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要和破坏同农民的联盟的行为区别开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对不是要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他们作我们的同路人。一切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和阶级，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当上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九月，《文史哲》发表蓝翎和李希凡合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受到江青的重视，她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用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后，马上指示江青向全国介绍和推广这篇文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人，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意见。周扬、邓拓看了文章后，对江青说：“我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后效果不好。况且党报也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还是不登为好。这篇文章先在《文艺报》转载，转载以后看看反映再说。”江青说：“你们小书小人物的文章是会犯错误的，问题不在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在于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后来《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了一条编者按。江青对毛泽东说：“《文艺报》的编者按是极力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完全是在阻挠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批判。他们的倾向性那么强烈，根本起不到批判的作用。看来，我们在文艺这块阵地上取不得发言权呀！”
毛泽东说：“那就要下决心取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嘛！”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作了多次重要口头指示他说：“胡适派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现在有的人对这类反动思想实行投降主义，最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那个叫周扬的文化部副部长，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周扬马上给毛泽东致信，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严厉批驳道：“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电影《清宫秘史》应该批判，说：“这部影片五年来未批判，是欠了一笔债。总有一天是要批判的。”
十月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毛泽东直接发动下，全国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大批判。江青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直接依靠文化战线上的左派，使这场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点出：“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刘少奇、邓小平听取了周扬等人的汇报后，为他们不断开脱。刘少奇说：“《文艺报》的问题只是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他们今后要注意这些问题。周扬同志要多注意听取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自行其是。”邓小平说：“将来不管谁都要进行帮助，《文艺报》就是因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而引起了这样的麻烦。”
第七章 怪招迭出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李秀成这样的人物，这在革命斗争中屡见不鲜，不足为训。”他开始在学术上织网，从理论上寻找对手的弱点，先取得局部问题的胜利，从点上突破，然后再部署整体的反击战……＇
毛泽东重新把戚本禹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四期《历史研究》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翻开，仔细地又读了一遍。杂志上划了许多独特的记号，那是江青特意给他标出的重点段落，毛泽东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来：“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的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看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侮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些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屯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
毛泽东把戚本禹文章里概括的六个观点列了出来，仔细推敲，这六个观点是：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关于“防鬼反为先”；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毛泽东带有欣赏地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上用铅笔划上了标记，这段话是：
“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⒗滴墓庖约俺汕贤蚋锩绞浚」芩怯姓庋湍茄杀苊獾幕蛘卟豢杀苊獾娜钡愫痛砦螅撬羌岢至朔炊苑饨ㄑ蛊取⒎炊酝夤致哉叩亩氛泄嗣穹吹鄯捶饨ǜ锩氖だ倭说缆贰Ｋ窃诟锩乱翟馐艿绞О埽鋈说纳獾酵驳氖焙颍匀患绦氛槐浣凇Ｋ浅喑系母锩倚模蹴绲母锩牛诮准抖氛睦飞嫌涝斗⑸渥挪恍嗟墓饷ⅰＫ遣攀俏颐抢飞峡删窗母锩⑿郏颐怯Φ背屑痰恼钦庵止馊俚亩氛场＠钚愠赡兀克淙凰谔教旃锩飞掀鸸艽蟮淖饔茫撬詈笕瓷ナЯ烁锩冢撑蚜颂教旃母锩乱怠Ｋ淖允黾炔荒艽砦颐抢飞系墓馊俣氛常膊荒茏魑奈韬笕苏蕉返陌裱！�
毛泽东看完这篇后，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江青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很感兴趣地对他说：“这样好，给了戚本禹同志一个支持。我听说文化部的某些人还要利用这篇文章整他呢，他们简直是瞎了眼睛，自己为叛徒辩护，还要往死里整揭露叛徒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说：“文化部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