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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很不服气地把报告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我看陈伯达同志严厉批驳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宣部应该撤销这个报告。如果中央的基本调子不明确，怎么能说服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胡乔木只好收回这个报告，但是在文代会快要结束时，他仍然到大会上作了发言，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把原报告草稿中的基本内容作了宣传。
陈伯达对毛泽东说：“这个胡乔木，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极为强烈，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突出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你不让他表现也不行。”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就让他表现表现吧，不然他闭不上嘴巴嘛。他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嘛！”
十月十五日，当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部分人极力主张不要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主张几年之内搞试点，慢慢开展这项工作时，毛泽东却果断地作出关于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指示，他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十一月十四日，为迅速推动农业互助合作高潮的到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稳步不前的错误，他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鼓吹什么‘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等等谬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臭肉特别感兴趣，总舍不得放手丢掉。这可是不行的呀。我再次说明：对于个体经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搞合作社，这不仅是方向而已，而且是当前的任务。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亲自抓好。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再犹豫不决，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强调和督促下，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是，一个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在神州大地上立刻蓬勃兴起来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欢欣鼓舞地说：“同志们，我们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的步伐要大大地超过苏联。不这样，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呀！”
刘少奇在和一些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见过呀？我们只是看到了苏联的一个模式，也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东西。我们现在搞的这些，也是苏联的样子，不过是有一点我们自己的创造罢了。究竟搞得对不对，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
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他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判他几句。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刘少奇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
第六章 声东击西
＇毛泽东提出了四清的口号，部署要在农村发起向资本主义势力反攻的战役，这是他最终要迫使党内最高层的反对派就范的突破口。先扫平基层障碍，在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最后歼灭集中和强大之敌的原则，使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赢得了第一步高棋……＇
康生告别了毛泽东而出了中南海后，就深深地感受到了此次召见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后，第一次和他如此长时间的谈话。康生反复地掂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价值，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份文件。这里面包含着毛泽东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在国内反修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自己不能不作充分的思想准备。
回到家里，他对曹轶欧说：“你好好地看看这个文件，这是毛主席今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件。毛主席亲自对我说：‘我就是要用这些武器来向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发起一个进攻。不首先打退国内修正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最后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不要以为我这是多余的举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在我们的党内，而且不会太少了。’这个话你可要好好地研究。联系国内的各种现象，你给我准备几个材料，我在关键的时刻要使用。”
曹轶欧看到这份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她刚看几页，就被里面的一些重要提法吸引住了：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
“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顿时，一种大规模的山呼海啸般的巨大洪流似乎在她的眼前和耳旁出现。这种指挥千军万马的热闹斗争过去经常搞，现在又要继续干，她有一种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感觉。共产党员嘛，就是要干阶级斗争的。没有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她有点摩拳擦掌了，要跃跃欲试地施展她的才能了！
在这个文件的最后，特意突出了毛泽东最近的两个批示。文件写道：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
康生深知这个文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比重。就在杭州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的会议上就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很严重的，尖锐的。现在如果我们不抓好国内的对敌斗争，一旦有事，就是难以应付的。为什么我们对国内，特别是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熟视无睹？有三个原因，一是阶级原因，另一个是历史原因，再一个是认识的原因。”
然后，毛泽东对这个三个原因一一作了解释：
“阶级原因。重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毛泽东讲到这里时，列举了许多的例子，然后说：“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是有关系的。历史上看，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两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搞四清就清出了许多的专案来。”
李雪峰说：“过去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不挖，它就越藏越深，你把他挖出来后，大家才会吃一惊，它也就没有杀伤力了。”
“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跑了十一个省，只有刘子厚和延春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其他的省委书记都不讲了。今年二月会议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河南有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了，也是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了变化，并不等于全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也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了，说：‘真是有阶级斗争呀！’这就告诉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水平不高，有的人连字都认不全，什么叫哲学就更谈不上了……”
朱德说：“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就是土匪出身。”毛泽东说：“我也是绿林大学毕业的，蒋介石骂我是土匪头儿。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绿林要比他们那个正规大学要强一些。所以，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中国的战争证明，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而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入伍生，学的东西都是一些立正、稍息和跑步、刺杀，并没有学过什么指挥。派他出来当连长，哪里懂得打仗？到了打仗的时候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他就怎么打。到后来林彪成为打了许多胜仗的元帅，成了我们党杰出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