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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十五疑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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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

当时,南京城破,宫中失火,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场大火

焚烧了一切,也使得事情变得愈加扑朔迷离,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想像空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钦定的官方说法,即《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八天之后,朱棣以天子礼葬了那具尸体。

《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十二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并且此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怀疑。

首先,《太宗实录》中对朱允炆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这很显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实录》对建文帝死于火焚的记载,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当时并无建文帝的尸体,找到的只是马皇后的尸体,并且史料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朱棣曾指天为誓,说他此来是要仿效“周公辅成王”,帮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朱棣为了巩固帝位,使建文旧臣放弃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将马皇后之尸冒充建文之尸尽快埋葬。尽管明成祖“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却没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见当时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七岁,次子朱文圭才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还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宫中大火之后,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带着宝玺逃跑了,借着宝玺他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种疑虑与担忧始终萦绕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所有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宫了。 


逃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学者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它成书早于《明史》,为私人著述,权威性是被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据谷应泰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走流亡。太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注。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下令焚烧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砸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馀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于是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民间盛传当建文帝出鬼门时,门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道士说:“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守候。”

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实性让人怀疑,可谷应泰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了?

在此后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现了关于建文帝逃出宫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证》有这样一段记载:“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熟虑矣。”但是传说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发现,1978年太平门里一家叫南京钢锉的工厂要建栋新楼,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从挖出情况看,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宽度在两米左'右。当年发现地道的地方就在原来明皇宫的旁边。可这一个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宫?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说在清凉山旁边的国防园发现一个明代涵洞。涵洞位于原明故宫的宫城外,在明代主要是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时,是没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根据季先生的推断,这个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个火烧皇宫的金蝉脱壳计,从这个涵洞钻进地道逃走了。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逊国为僧,云游四方

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当时建文帝被撵下台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无处藏身。因为当年建文帝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哪个藩王站出来帮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贵州一带(当年贵州尚未建省,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青海一带,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

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现存很多有关建文帝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在狮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扩建的正续禅寺,并没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宝殿中央端坐的却是建文帝身披袈裟、头顶摩戒的塑像。寺内大雄宝殿的柱子上,则有这样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联内所说的皇觉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僧之所;“叔负侄”指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显然作此联的古人坚信朱允炆曾在此为僧,并寄以同情。

联中“衣钵相传”语,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为帝,孙子朱允炆由帝为僧的沧桑巨变。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有建文帝所作诗词数首,都是反映他在云南一带流浪生活的,如《宿永庆寺》、《罗永庵题壁七律两首》、《七言述怀》等。其中《七言述怀》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乾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据说这首诗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后,“决意东行”,拟回京参见新皇帝时所作。今日狮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馀,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看来建文帝在逊国后,在贵州停留过是有可能的。

还有学者认为,建文帝曾遁匿于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安顺是中原联系西南的重要通道,明代先后有几十万大军来此军屯,他们祖籍大多为南京郊区以及江浦、六合等地。同时此地还有诸多隐匿的有利条件:依山傍水,地形隐蔽,易守难攻,不易发现;语言便于沟通;生活便于适应。据《平坝县志》载:高峰寺悬壁处,有“西来面壁”石刻,相传出自建文帝手笔。“西”可能是“玺”的谐音。玉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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