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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20世纪初，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暗杀、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靖国神社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枪恫吓和暗杀的程度。目前，日本约有1 000个右翼组织，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 拜鬼———日本政要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靖国神社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靖国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靖国神社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6．“右翼”当权（2）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 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 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其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小泉纯一郎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五次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他在众多支持者“万岁”的欢呼声中，前往供奉了1 000多名甲、乙、丙级战犯牌位的主殿进行参拜。
2003年1月14日，身穿燕尾服的小泉驱车来到靖国神社神殿后面的入口处，坐到台阶上脱下皮鞋后匆忙走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走了出来。2004年1月1日，小泉在参加完当天早上的皇宫新年会后，又一次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纯一郎最近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05年10月17日。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曾经饱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个错误的举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和承诺，并且由于小泉首相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断了多年的中日政府高层互访仍然无法实现。尽管中方做出极大的努力，促成了双方领导人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见面，但日本政府随后为“台独”分子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再一次给中日政治关系蒙上了阴影。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5日，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及印度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靖国神社内为已于1967年死去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籍法官拉塔比诺·巴鲁立“功德碑”，以“赞扬”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主张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行为。
日本《东京新闻》当天报道，包括印度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比埃姆·巴里、日本非盈利组织“理想考虑会”理事长羽山昇在内的40名相关人员参加了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的巴鲁“功德碑”揭幕仪式。“功德碑”高2。1米，宽1。8米，上面除了巴鲁的半身像外，还雕刻上了巴鲁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所有甲级战犯均无罪”的谬论。
对于在靖国神社内设置巴鲁“功德碑”，靖国神社方面称，“希望（‘功德碑’能让人们）回忆起主张日本无罪论的亚洲学者”。羽山昇在揭幕仪式后声称，“在靖国神社设巴鲁‘功德碑’意义‘重大’，（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自虐的倾向根源在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希望（建巴鲁‘功德碑’）能成为更正这一倾向的契机”。
现在就连本已退居幕后的日本天皇也按捺不住跳到了台前，为右翼摇旗呐喊。作为战争时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在2005年6月27日亲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是二战结束60年来，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战战场死者，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
二战历史已经载明，当年美军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篇章之一，近6万日军及家属在此毙命。此后，美军又是以塞班岛为基地轰炸东京等城市，从而削弱日本防御和战争意志的。日本天皇来此凭吊，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励志。它将勾起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回忆和对武士道精神的缅怀，鼓励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辈致敬，也鼓励小泉及其继任者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6．“右翼”当权（3）
中国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教授指出，明仁的海外“慰灵之旅”是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种侧应。天皇毕竟目前还不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但他这次祭奠的战死者与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是一丘之貉，因此将从舆论上给予小泉巨大支持。周永生认为，不排除今后日本天皇有更加危险的举动。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值得世人警惕。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而按日本官方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对象，决定了他首次海外“慰灵之旅”的性质不同寻常，这必将误导日本民众及鼓励右翼势力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 翻案———日右翼政客为战犯开脱尽现强盗逻辑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悍然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宣告结束，一批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正义世界的审判，遭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战后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为战犯们招魂喊冤的奇谈怪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的言论。2005年5月26日，此人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认为“战争是双方都做了坏事”。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预设了这样的立场：“只有战胜国才是正确的，战败国总是不对的”，并“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因而“这是错误的”；而且，在被占领状态下，日本被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