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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市（China'stinsel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第九章统一的途径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