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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坛。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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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干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讨论经济问题的特别大会，领到了三十元（约十六美元）的零用钱，他决定用来买羊角面包。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议他在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再买，这样国家时面包就比较新鲜。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送给周恩来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爱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失败后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就做上一顿法国饭菜赠送给邓小平品尝。在巴黎时，邓小平学会了自己做饭，还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国学生做饭。
他在一九三六年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不是学习。他是从法国工人同伴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在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亚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长一些，也在法国工作，他们两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也常常见面。在那些日子里，邓小平与周恩来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来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表现得很活跃。他散发传单，到写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邓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经过蒙古和宁夏回国，在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那里学习。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这所大学当时既面向国民党也面向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他在接近共产党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期，还在西安附近为冯玉样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之后，邓小平被派往武汉，接着又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职务。
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模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政委。
邓小平有使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时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扶养长大的。
第七和第八军并非真正的满员军——充其量不过数千入。鉴于第八军的基地在广西和印度支那的边境龙州，邓执行这次使命时极其困难。为了前往该地，邓不得不从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过了边界到龙州。他得到了印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该地下组织正在龙州对面的印支边境地区举行起义。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积极参与了这次作战行动，不得而知。印支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国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开展地下活动。
邓小平在第七军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斗争的影响。他被撤销了前委书记之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邓岗的人——人们有时把他与邓小平混淆起来，邓小平的真名是邓斌（在法国时，人们知道他叫邓希贤）。到第七军奉命从广西撤至湖南时，他又恢复了职务，但是第七军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人马了。它号称有三个师。空架子的二十一师留在广西；由韦拔群指挥。邓指挥十九师，陈豪人指挥二十师，此时两个师已分别改称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倒比较符合实际。不久，邓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领导汇报广西的情况。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达上海。
邓小平在第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故人”。所有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二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二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