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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巳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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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进 遵 义
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象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象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 （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 ）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 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例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幌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乙赶回任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象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 ！”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鸡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宣倚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 ）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象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 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