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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百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象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息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广州绵延而下的内陆河道。一九八四年，这里仍然运输繁忙。
在这个新月形的三角地带，正在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尽管红军先头部队未能抢先到达全州，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过了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过了江。恰在那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便并肩渡过了湘江。在他们之后，九军团继一军团，八军团继三军团先后过江，中央纵队跟随在他们中间行动。界首和脚山铺是两大渡口。江水很浅，大部分人索性趟水过了江。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当时林彪的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年轻政委扬成武可以作证，长征在开始的几个阶段，一切都很顺利。杨成武在长征开始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十七岁离开福建省农民老家参加红军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打游击。红军成为他的学校、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黑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身着深蓝色的制服衣裤，回忆起往事来确切而了如指掌。他说话流利自如，圆圆的脸有点象已故的毛主席。他一开始就说，“长征开始时我二十岁，结束时我二十一岁。对我来说，长征经历了整整一年零两天。”
四团打第一场大仗是在湘江。在潇水西岸的道县县城以东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个祠堂坪的小镇。杨成武的团在那里停留时，接到了紧急通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赶在国民党军之前夺取道县和渡口。道县控制着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他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在我们下达命令的同时，队伍就出发了。”途中他们遇到一批农民。农民说在道县潇水上有座浮桥，那桥是用铁链子把一些渔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桥被拉到对岸，四团可以派人涉水过江把它拖回来。
队伍距道县五英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一道高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水壕护卫着这座城镇。午夜，一排士兵岛水过江，夺取了船只。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杨成武政委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 ？”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杨成武继续往前走，到了镇上的一座城隍庙。红军宣传队员们正在为召开群众大会作准备。会上将有讲演，还要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和衣物分发给穷人。他说，老百姓帮助了红军，没有他们，这座城镇是拿不下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杨成武和他的突击团飞速向湘江挺进。他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江。
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杨成武等许多人都说渡江容易，伤亡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慢吞吞的人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浴血混战。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八军切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莫文骅看到形势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撤下了大量传单，宣称：“共匪们！听着！司令部命令我们等候你们。我们正等着呢！赶快！我们已经为你们撒下了一个小小的天罗地网。请你们赶快！请你们赶快！”
莫文骅一听就知道，这意味着又一场苦战。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八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象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夜幕刚一降临，八军团就进入山区，在闻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块绿州——水街镇停了下来。黎明前部队又开拔。莫文骅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欣赏这些名胜风光了。”
八军团跟在二军团后面步履维艰地前进，在他们之后是处境日益困难的第三十四师。先头部队正在突破国民党的最后—群碉堡。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用钢筋水泥构筑的，机枪火力也打不透。而红军的碉堡则是用木头构筑，用泥土加固，几乎什么也抵挡不了，连一场大雨也挡不住。但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的周围有壕沟和一排排错落的尖头竹扦，这些竹扦非常锋利，可以刺透穿着破鞋的士兵的脚掌。（北越对付美国士兵也用过同样的武器。）
为了干掉一个碉堡，红军战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墙，从炮眼中把手榴弹投进去。红军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些工事，然后渡过湘江。江水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江上有几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江面大约三百英尺宽，而水深却不超过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战士们还是可以趟水过去的。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前面也传来了主力部队渡江时战斗的枪声。几小时之后，八军团又听到水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了。这个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只剩下师长及几个散兵。
经过激战摆脱敌人以后，八军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干扰、周围突然静得有些可怕的山野里推进的，但是走不多久，这暂时的寂静被嗒嗒的机枪声打破了。和莫文骅一起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弹射中的。而刚刚过去的九军团并没有遇到敌人的袭击。显然，广西军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红军突然开火。当时是下午三点钟。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八军团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机枪向下扫射，但战士们没有止步，队伍继续前进。敌机飞得很低，战士们可以看到飞机底下卸空的炸弹架。直到黄昏时刻，敌人才中止了进攻。精疲力尽的红军指战员们跌跌撞撞，边行军边打磕睡。天将破晓时，江岸上出现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坝上露宿的红军后卫部队。但莫文骅没有看到哨兵或岗哨，也没听到喝问口令的声音。这是红军用的计谋，是由几名侦察兵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小分队，燃起簧火是为了诱使敌人相信，那里有一支大部队正保卫着渡口。这时莫文骅听到马嘶声，原来是他自己的战马。他的勤务兵已提前到达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
太阳升起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
由于敌情严重，指战员们不吃饭，不睡觉，又继续连夜赶路。上午八点，飞机又出现了。国民党已把他们的指挥基地往前移到衡阳，离这里只有一百英里，使共产党处于不断挨打的态势。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继续前进。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部队停下来，就无法及时过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不是现在被杀死，就是以后被杀死，所以他们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部队依然前进。然而，当他们到达湘江时，已无法过江了。他们处境险恶，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战斗。
在以后的年代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可是后续部队再渡江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伤病员、妇女、还有辎重队伍都还没有过江。
白崇禧的及时撤退本来已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不仅何键派了四个师来攻打红军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这时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何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
杨成武的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向北进军，保卫中央纵队，使其免受刘建绪指挥的湘军的攻击。国民党嫡系部队沿着湘黔公路向南进攻。杨成武在公路的两侧各部署了一个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右膝受伤。几位战士为了救他也受了伤。最后，他终于爬过了公路，他的警卫员小白把他背到隐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担架，又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小白威胁要开枪打死抬担架的人，才把杨成武转移到安全地带。十天之后，他又回到部队。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比利时 （应为法国——译者注） 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