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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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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
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
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烫烫烫烫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继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