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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
彭请“陈先生”吃饭，并象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洲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 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 （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 ）。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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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计 谋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佯：“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二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谮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二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位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