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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手，认真地对我说：
“迈克尔，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死亡的宣告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夫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知道，他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动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
“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动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
“迈克尔，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
“迈克尔，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有无穷的幸福和感激地辞别了人世。
谢谢你，玉，再见！
我死以后的事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陪伴我死去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象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显明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象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
“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上，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是他们的随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象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吵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
车子终于停落下来，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不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迎上来，替吕处长打开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苏人”，简称苏。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是哪里？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变得越发糊涂了。
吕处长下车后，打开后车门，指着我的脚说：
“就是他，我给你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苏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搬到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作了不马虎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或者名门人士才可能有这等待遇。
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苏替我修理完毕后，开始给我着装：裤叉、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谁想得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和一只名贵的手表（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场？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合适去参加某个高档宴会的。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
“哼，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很好，像个大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变成老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来顶替那个大教授的儿子。看来这个大教授的儿子生前可能就在这艘潜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译工作），而且可能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不得不找我来顶替一下。这么说，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挂相。嘿嘿，世上什么奇事都有。
我正在这么想时，吕处长和苏已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是去码头上迎接大教授了。这边离河内不近啊，大教授为看看儿子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儿子，但此刻我和你儿子一样爱着你，一样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样，吕处长走后不久，潜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条大鱼一样的游动起来。这使我想到，大教授并不在伦敦，在哪里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谁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潜艇一般不会贸然起航的。为了让大教授一睹儿子遗体（而且还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潜艇来冒险，由此看大教授决不会是个寻常人，说不定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带我去哪里。
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有两样，我仿佛又回到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仓门前。不一会，我听到吕处长的声音：
“把海图拿来。”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过来。
苏（就是给我梳妆打扮的那个苏）将海图递给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晃悠的缘故吧，两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我身上查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吕处长问苏。
“在这，”苏指着海图说，“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十海里。”
“现在风浪情况？”吕处长又问。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浪力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
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道：“行动吧！”
水手打开仓门，奋力将我推出潜艇。
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我不叫胡海洋
我的故事和难忘经历正在一点点推进。
我说过，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胡海洋。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我想这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