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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特拉维夫当保姆的波兰女人正被一位女警察盘问。
轮到我，那位秃顶戴眼睛的犹太人并不动手检查我的行李。只是说他是警官，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须配合他一下。他先问我从哪里来，在巴格达干什么，在约旦去了哪里，住在尼科西亚什么地方、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没有什么陌生人碰过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电子玩具和巧克力，当他听说我是乘中国大使馆的车到机场的从未与任何陌生人接触之后，表示没有问题，感谢我的合作。我端起莱卡想要拍一张安检的场面，这位秃顶犹太立即制止了我，让我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虑一下。
一刻钟后，那位漂亮得象《三个侦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请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把刚才的提问几乎重复一遍。提问过程中，美丽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回答完问题，我早已出了一头冷汗。女便衣说感谢合作，之后掏出一卷不干胶纸，撕下几片一厘米见方的小黄纸，在上面用记号笔画上个希伯来符号，逐一贴在我的5件行李上。整个安检结束，既未开包也未用探测器。
直耗到晚上七点多飞机才起飞，据说这种不定时的改变时间也是为了对付恐怖分子。飞机是老式的螺旋浆飞机，象二次世界大战时的B—17轰炸机。机内很简陋，算上安检人员，两个驾驶员、旅客和我共有14人。飞机滑跑时震耳欲聋，我就坐在驾驶员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发着绿色荧光的仪表板。地中海上空细雨蒙蒙，小飞机在风雨中上下颠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侧舷窗上划出的直线和前排驾驶员膝盖旁雷达屏幕上飞转的绿色影象。
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左前方四十五度天际出现一线金光，驾驶员说那是海法。举目望去，以色列笼罩在一团桔黄色的灯光之中，若隐若现，神秘安静。
特拉维夫（Tel Aviv）是以色列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点。它位于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尔贡河下游，南到雅法湾，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九点，我们的破飞机吼叫着在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淋过的跑道上着陆。当飞机起落架平稳地接触地面，机上旅客齐声鼓掌。大胡子的驾驶员扭过头问我：“飞得怎么样？”我问：“你是问驾驶技术还是问飞机？”“两者。”“飞绝了！”我竖起大拇指，“可美国飞机造的也不错。”没想到，这家伙竟大为不满：“嘿！这飞机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型号叫‘阿尔法’。”
诺大的机场内静悄悄空无一人，刚才的旅客眨眼间如水银泻地不见踪迹。循着英、阿、希伯来文路标，我扛着被雨水弄得温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楼敲开移民局办公室的大门。一位着土黄军裤的中年汉子开门发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药粉，挥动着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飞毛腿，中毒后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将药粉涂到被糜烂型化学武器弄伤的皮肤上。
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帮他们概括了一下：凡是象我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一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不，中国，北京。”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给你开15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期。”
十五、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十五、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昨夜（2月1日）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人们在不安中度过了二月的头一个周末。这天，只有一架为Salamis 私人所有的“阿尔法”式小飞机载着14名旅客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在特拉维夫机场二楼，移民办事处的民防人员向刚入境的旅客免费提供防毒面具。虽然刚刚晚上九点，机场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特拉维夫城区。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们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Hayarkon）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说“饭馆全关门了”。他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一家小馆子Avazin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ALENBU）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马特冈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树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拉马特冈在它公民支持下坚强挺立（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Telaviv Hilton）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司机ABRAMOVIZ HAIME 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摄影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G —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两百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我就找不到焦点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在有十七层高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而警报一响，闲不住的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各国记者还赛着炫耀自己的军用品，那天，“台视”朱增有左腿上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他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l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开幕。共有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63年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 ），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使参加影展开幕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耽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有十七层高楼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ABC、NBC 的一帮摄影师。CBS 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防毒面具。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全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由于用的四分之一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两百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用尼康，30％用佳能，1＃％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两百美元的美国“多姆克”（Domke）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的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Nikkor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了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