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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香港(选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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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文,却不能轻视英文。梁振英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多次强调,香港人必须在全球一体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国际视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猎的书籍种类更多,接触新鲜事物更直接,视野和选择更广阔。”
因为业务的需要,梁振英经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现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是由内地的建筑师负责,再用传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美国的病人在夜间作初步断症,可见世界越来越小。同样,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进步,交通方便,令我们可买到来自非洲的观赏鸟,吃到来自印度的螺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在世界变大和变小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出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局面。”
是什么促成全球化和一体化?梁振英笑言,这与客运、物流和通讯的发达有关:“1974年我去伦敦读书时,飞机不能穿越中国和俄罗斯,还要避开越战,所以要停泰国、印度和中东,才到达伦敦,单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周打一次电话给还在英国念书的女友,3分钟要100元,等于我一天的工资。今日,不少人到国外工作或进修,一年回来好几次,天天在公司打长途电话,开视像会议,所费也不多。客运和通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梁振英说,“在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影响下,促成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更大,英语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以为通过互联网和参考书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优势,就是中西文化兼备。要将这种优势发挥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中国有句话‘忠孝两难全’,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他们是在校友的活动中认识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有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不当律师了。“由于结婚后忙自己的事业,我们比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过两年有了老二,再过两年有了老三。当爸爸的要尽责任,所以很少到外面应酬。”
话虽如此,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香港山东商会晚宴的当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与太太提早庆生日,足见他对乡情的重视。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乡情”,说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冀鲁旅港同乡会活动,当时家乡土特产山楂、红枣、海参、海蛰等,只有在同乡会中才能买得到。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热爱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里带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圣诞节,他们一家却体验了一次劫后余生的经历。南亚发生海啸时,他和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马尔代夫度假,他们身处的小岛经受四五次海啸的冲击,如果规模再大一点,整个岛就会被淹没。当时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岛上的对外通讯完全隔绝,电话无法打出,小岛外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其后他知道震中在东南亚,曾一度担心香港会受波及。几日几夜,整个岛上没电没水,50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同命相怜,彼此关怀、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渺小。”而在海啸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潜时已看到“异象”——珊瑚死亡。劫后余生,梁振英觉得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对子女,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让他们明白在灾难中要顾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认是一流的,而他和笔者的谈话,始终是以快速流畅、逻辑严谨的普通话进行的。问及他普通话何以讲得如此之好,他说从没有跟老师学过,从1978年开始与内地的来往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访问稿整理出来后,考虑到涉及许多数字和专业问题,笔者就用电邮发给梁振英审核。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就通过传真把他亲笔修改过的稿件退还给我,不仅修正了若干事实,连不合适的标点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简历个人背景:1954年生于香港;1974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197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荣:1999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及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专业联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陈智思: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1)

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这就是陈智思。
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达对董建华的感念。陈智思因此被媒体称为政坛“稀有动物”。
专访: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从1998年33岁时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连任三届,2004年10月又成为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在香港可说是绝无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机会,放眼世界,终身学习,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我15岁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职保险公司的投资部。1998年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保险界有一个席位。这是保险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机关有席位,当然要有人参选。一开始报名参选的几个人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人参选?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板年纪都较大,于是就有人找到我,结果顺利当选。当初根本没想过连任三届,那时我不要说对政治,即使对保险业也完全没有认识。我所有的选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险的。正因为此,我惟有经常走访业界,虚心向前辈请教,边学边做,可以说天天都学新事物,才能适应自己的角色。
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他要我出来帮帮他。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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