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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文，却不能轻视英文。梁振英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多次强调，香港人必须在全球一体化中放眼世界，要具有国际视野。“如果英文程度高，可以涉猎的书籍种类更多，接触新鲜事物更直接，视野和选择更广阔。”
因为业务的需要，梁振英经常要到世界不同地方工作，他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现在不少香港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是由内地的建筑师负责，再用传真送回香港；也有印度医生，通过互联网为美国的病人在夜间作初步断症，可见世界越来越小。同样，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很快便收到消息，甚至使10多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香港人感到不安。科技进步，交通方便，令我们可买到来自非洲的观赏鸟，吃到来自印度的螺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在世界变大和变小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出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局面。”
是什么促成全球化和一体化？梁振英笑言，这与客运、物流和通讯的发达有关：“1974年我去伦敦读书时，飞机不能穿越中国和俄罗斯，还要避开越战，所以要停泰国、印度和中东，才到达伦敦，单程票也要3000多港元。我1977年回港工作，每周打一次电话给还在英国念书的女友，3分钟要100元，等于我一天的工资。今日，不少人到国外工作或进修，一年回来好几次，天天在公司打长途电话，开视像会议，所费也不多。客运和通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梁振英说，“在互联网和通讯发展的影响下，促成人类对共同语言的需求更大，英语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以为通过互联网和参考书已知道世界上很多信息，其实我们只是明白更多事物的更小部分。香港的优势，就是中西文化兼备。要将这种优势发挥下去，就要站在香港，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为香港所用。”
在香港名目繁多的酒会、典礼等应酬中，很少看到梁振英，有人因此说他“比较高傲”。他对此的解释是，“家中有三个孩子，责任比较重。尽量在晚上陪他们做功课、聊聊天，早上只要我没有早餐会，又在香港的话，我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中国有句话‘忠孝两难全’，我觉得亲情还是很重要的。”梁振英的太太是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他们是在校友的活动中认识的。太太念的是法律，曾是一名优秀的律师，有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不当律师了。“由于结婚后忙自己的事业，我们比较晚生孩子，1989年有了第一个孩子，过两年有了老二，再过两年有了老三。当爸爸的要尽责任，所以很少到外面应酬。”
话虽如此，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香港山东商会晚宴的当天，正碰上太太的生日，他为了出席此次晚宴特意与太太提早庆生日，足见他对乡情的重视。晚宴上，他罕有地提及自己的“家世乡情”，说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冀鲁旅港同乡会活动，当时家乡土特产山楂、红枣、海参、海蛰等，只有在同乡会中才能买得到。父母战前从山东威海移居香港，在香港认识后结婚，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家在山东，不在香港。梁振英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回家”，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各种变故，老人家至今未曾踏足过家乡。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带着太太和子女回家乡走一走。仔细观察和感受梁振英的为人处事，他确有“山东人的淳朴、直率和豪爽”。
热爱家庭的梁振英，常在假日里带家人外游。但2004年的圣诞节，他们一家却体验了一次劫后余生的经历。南亚发生海啸时，他和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在马尔代夫度假，他们身处的小岛经受四五次海啸的冲击，如果规模再大一点，整个岛就会被淹没。当时他收到香港朋友的短信，知道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岛上的对外通讯完全隔绝，电话无法打出，小岛外发生什么事，他完全不知。其后他知道震中在东南亚，曾一度担心香港会受波及。几日几夜，整个岛上没电没水，500多名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同命相怜，彼此关怀、互助。“孩子也明白了大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渺小。”而在海啸的前一天，他和孩子玩浮潜时已看到“异象”——珊瑚死亡。劫后余生，梁振英觉得与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对子女，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让他们明白在灾难中要顾及他人的需要。”
梁振英的口才在香港政界公认是一流的，而他和笔者的谈话，始终是以快速流畅、逻辑严谨的普通话进行的。问及他普通话何以讲得如此之好，他说从没有跟老师学过，从1978年开始与内地的来往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访问稿整理出来后，考虑到涉及许多数字和专业问题，笔者就用电邮发给梁振英审核。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的秘书就通过传真把他亲笔修改过的稿件退还给我，不仅修正了若干事实，连不合适的标点也一一做了更正。
梁振英简历个人背景：1954年生于香港；1974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197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曾膺殊荣：1999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88年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起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及长远房屋策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香港专业联盟主席2002年7月，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陈智思：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1）
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这就是陈智思。
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达对董建华的感念。陈智思因此被媒体称为政坛“稀有动物”。
专访：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
您从1998年33岁时当选为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之后连任三届，2004年10月又成为最年轻的行政会议成员，在香港可说是绝无仅有。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重要是自己要把握机会，放眼世界，终身学习，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我15岁离开香港到美国求学，毕业后在当地工作了一年，便回港任职保险公司的投资部。1998年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保险界有一个席位。这是保险界第一次在香港的立法机关有席位，当然要有人参选。一开始报名参选的几个人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香港本地的公司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没有人参选？但大部分本地公司的老板年纪都较大，于是就有人找到我，结果顺利当选。当初根本没想过连任三届，那时我不要说对政治，即使对保险业也完全没有认识。我所有的选民也都知道我不是做保险的。正因为此，我惟有经常走访业界，虚心向前辈请教，边学边做，可以说天天都学新事物，才能适应自己的角色。
我当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其实也很偶然。2002年当时的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先生当了四年主席后要退下来，希望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据说找了很久找不到。他和我是老朋友，是当时立法会里的“早餐派”，他要我出来帮帮他。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