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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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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慨然应允,他只是拨了个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当时商储银行被挤提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市面谣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了。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这时,由杜月笙带领着一支提着大包小包、一望而知都是租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队伍,出现在商储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
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恢复到平常的水平了。商储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渡过了这个生死关头。
杜月笙只不过往银行里存了两百万,在银行门口亮了个相,其作用竟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两卡车银洋还大,杜月笙的名字,在金融界里变得像神话一样,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魔力。
就凭着这种魔力,中汇银行在上海成了信誉最佳的大银行之一。1936年,中汇银行吞并了江浙银行,资产总额达350万元;也是凭着这种魔力,杜月笙在金融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当上了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公会的理事长。
就在商储银行发生危机的同时,上海的另一家大型企业也遭逢危机,它就是由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謇所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前清状元出身。早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招商集股创办大生纱厂。投产后年年盈利,又不断招集新股,大生很快便成为欧战前中国纱厂中唯一的成功者。
为了使大生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办了其他企业。为了增加棉花来源,他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子出路,他开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他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张謇所经营的是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张謇有生之年,仍在不断扩大。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纱厂;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圈地430。05万亩。至1921年,这个王国的总资本高达3400万元。
和所有过度膨胀的大公司一样,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全部面临着负债累累的局面。张謇声嘶力竭地呼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这些全是幻想。
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大生一、二厂已负债1000余万元。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
第34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6)
1926年8月,一代工商巨子张謇病逝于南通。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张謇去世后不久也一命归天。尸骨未寒,大达公司存在德记钱庄的几十万款项,因为钱庄倒闭而付诸东流。紧接着大生、大吉两条轮船又相继失火焚毁。
大达的新任总经理是张謇的侄子张慰祖。受命于危难,却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苦撑一年,备尝忧患,依然是一筹莫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却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它的总经理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陆百鸿。
陆百鸿的经营策略第一步就是要挤垮大达公司。他不惜压低运费来打击对手。大达虽然勉强应战,但囊中羞涩,无力与之竞争。事有凑巧,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就是“镇江帮”金融巨头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镇江帮”的金融界被“通州帮”的实业家们拖得焦头烂额,医得头来脚反筋。如果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大家将会同归于尽。于是,双方代表频频接触,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找一位在上海强有力的人物作后台,再聘一位精明能干的总经理,也许大达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邀请杜月笙出任大达的董事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杜月笙请来当个空头董事长,等于请了一尊门神,先渡过目前这个难关再说。
但杜月笙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挂名的人,他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干得彻底,要做台柱、唱主角。陈光甫一走,他马上下令调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尽量收购大达的股票;同时又让通州帮的弟子四出活动,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拉拢大达公司的通州帮股东。
大达公司早就摇摇欲坠,股东们正为手里的股票发愁,现在有人收购,纷纷以低价出手。几天后,通州帮和大部分散户的股票都已经到了杜月笙的手里,陈光甫还丝毫不知。
三天后,杜月笙召开股东大会。杜月笙建议改组董事会,按股权多少重选董事。他把自己的股票拿出来给大家过目,证明杜月笙确实已拥有大达公司45%的股份。陈光甫目瞪口呆,没想到杜月笙真的“打蛇随棍上”,把大达公司给一口吞掉了。但事到如今,他除了鼓掌承认,已无计可施。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拥股最多,当选为大达公司的新一任董事长——名符其实、手握大权的董事长——他推荐张謇的儿子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他的弟子则任襄理。
张謇的儿子当总经理是做样子的,他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是经营的人才,大权自然旁落在杜月笙的弟子手上。
杜月笙初涉航运业,一心想做出点名堂来。当时大达公司业务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沪杨航线上盗匪多如牛毛,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使船运公司经常血本无归。洪泽湖位于苏皖边界,是蚌埠和淮阴的重要通道,也是盗贼横行的地方,尤其一出淮阴三十里,简直是过往商旅的鬼门关,不是结队而行,几乎无人敢从洪泽湖过。
杜月笙接下大达后,准备重开沪杨航运,他请苏北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出面,约束沪杨航线上的大小山贼,对大达公司的船只,务必网开一面。果然,当大达和大通的货船到达柏树湾时,遭遇到强盗的袭击,十几条贼船向货船队发起包围进攻,把大通的船洗劫一空,而大达的船却连汗毛也没掉一根。
消息传到上海,大达的业务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客户们蜂涌而至,大通的生意一下子被大达抢去了许多。
大通公司很快就感到举步维艰了。陆百鸿在百般无奈之下,也只好上门求杜月笙给他“指一条生路”。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大达公司向大通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方案。大达占55%的利益,大通占45%。
联营合约签订后,适逢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大达公司襄理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呈交交通部准予备案。从此,大达、大通合二而一,成了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第35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7)
两年之后,在全国航业举足轻重的上海船联会举行改选理事长一职。按照会章规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而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虞洽卿已经连任一届,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于是杜月笙以航运业巨子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第三届联会理事长。
杜月笙虽然身兼一些体制内的职务,但实际上,不是他要借助体制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是体制要借助他来建立权威。政府的许多政策、政令,必须依靠来自体制外的权威,才能推行,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随着杜大耳朵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的声势日益显赫,帮会也开始改变街头流氓的形象,换上长袍马褂,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
由杜月笙担任名誉社长的“恒社”,实为青帮的大本营,至1934年4月,该社的223名会员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4人,工界5人,学界5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恒社社名录》。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主持的仁社,也是一个与恒社性质相仿的社团,只吸纳社会上层人士参加。蒋介石曾拜在张仁奎门下为徒,后来他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时,张老太爷才把“门生帖子”退回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上海滩变成了一个草莽英雄的大舞台。
青帮渗透了上海的上层社会。这对蒋介石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向蒋保证,上海是支持南京政府的。东部财团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政府的金库,成为1930年代蒋介石在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争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贰】西北与西南携手合作,形成二、三、四集团军反蒋大联合。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东部集团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大较量。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讨冯战争,从军事上看,是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争;从经济利益上看,是东部财团和南部、西部地主集团的战争。
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对阎锡山本人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冯玉祥和西北军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在西北军驻地,到处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之类的标语。既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山西示威。
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甚至秘密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入山西,营救冯玉祥,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太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有史家认为,西北军和蒋介石联络,是冯玉祥暗中授意的一个小把戏,做给阎锡山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石友三的队伍这时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造成阎、冯之间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空气,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了。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
果然,阎锡山得到情报后,大为紧张,亲自到建安村当面质问冯玉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冯玉祥指天誓日,坚决和阎同生死,共患难,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两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并当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的现款,连夜派车把他送到风陵渡。
冯玉祥逃离险境,回到了西北军,和分别多时的袍泽相见,惊喜交集。大家急着向冯玉祥请示今后西北军的大政方针,冯玉祥壮志凌云地说:“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自从把冯玉祥放出来以后,阎锡山的态度逐渐明朗了。
1930年2月10日,他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相约共同下野。此电一出,石破天惊。两天后,蒋介石复电,称现在下野绝非其时。阎锡山再去一电,仍请共同下野。蒋介石赫然震怒,立即回电,警告他:“悬崖立马,正未为晚,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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