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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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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今后的日子里,都将备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有人问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万一两党的纪律或命令发生冲突时,这些跨党的党员首先应服从谁?陈独秀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应该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和纪律。因为我们是奉第三国际的命令加入国民党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最后的、最高的指挥权,当然仍在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创了南方革命的新时代,然而,危机的阴影也随之而来。可以肯定,这种颇为尴尬的合作形式,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最终必将导致痛苦的结局。
【贰】商人阶级一直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但商团事件把这个基础动摇了。孙文决定放弃广州,他的最后一次北上,不是和北洋政府作战,而是和谈。
大批国民党元老都不赞成联俄容共,但出于对孙文个人的感情和尊重,他们暂时还不会公开翻脸,然而,来自民间的反对势力就不同了,商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家的利益,而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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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5)
在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里,商人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忽热忽冷,时起时伏。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五花八门,十三家七十二营,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娼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
广州、曲江、北江等地的所有国税、厘捐和禁烟、筹饷、铁路收益,几乎尽入滇军、桂军囊中;东江、潮梅是陈炯明的粤军地盘,所有税收,自然归粤军所有。烟赌税成了军队的主要收入,全省赌禁大开,大小番摊,都有军队保护。省长廖仲恺形容当时的困境:“粤省虽号富强,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双清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于军队私铸劣质镍币,毫洋硬币的成色,最高只有八成,低至二三成的也有,拖累政府发行的双毫银币,也几乎无法流通,甚至连造币厂也无人敢出头承办。而港币则雄霸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与双毫比价,每千元贴水近30元。
为了筹措军费,在广州市长孙科的主持下,对全市公产进行了大规模拍卖。占地450亩的农林试验场,价值200万元,在省财政厅和广东银行的互相勾结下,以80万元贱价卖出;价值60万元的大佛寺以30万元卖出;被贱卖的还有黄沙西鱼栏官滩、米埠填地、马棚岗、公安局北面空地、东较场等等……
拍卖狂潮,已近乎失控。报纸披露了不少经办拍卖公产的官吏贪污、贿赂的黑幕,引起学界、商界、宗教界一片抗议浪潮。孙科还想把南海、番禺县署卖掉,但因为反对的呼声太高,无人敢出头承买。
广东民间纷纷发表通电,痛切陈词,指年来兵连祸结,殆无虚日,万民怨嗟,倒悬待救,何堪再经抽剥采渔。其中一份通电列举了当局的种种苛政:
“(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辄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征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辄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政府还大开烟赌,“(1)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2)军队抢烟,动辄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3)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4)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5)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日有数起。”《华字日报》1924年11月15日。
孙文对这些情况,究竟了解多少?也许,就算他知道实情,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各路客军的胡作非为,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财政税收筹集到数额庞大的军费。没有足够的钱,他就养不活这三山五岳的军队,他就没有北伐的本钱了。
胡汉民提醒孙文,目前发生在广州的种种问题,如重征租税、苛抽杂捐、强拉夫役、变卖公产、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白昼杀人、掳人勒赎等等,已经引起民怨沸腾,如不疏导平息,恐怕祸不旋踵。
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聊以卒岁。讵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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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6)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暗潮汹涌,出现种种不祥迹象。
罢市工潮频频发生,则是暴风雨前的又一征兆。政府杂税,把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一网打尽。鱼税引起鱼场罢市,刚刚调解复市,饭馆税又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际上是抽取军饷之用,码头装货工人等,都卷入了罢工中。广州的空气,急速地恶转,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3年10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宋子文来到广州。他是孙文夫人宋庆龄的弟弟,他南下所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整顿广东财政。在他的建议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广开税源的措施。对工商界来说,不啻百上加斤,他们除了要应付政府的捐税之外,还得应付各地驻军强征的捐税。据阳江小北江一带商民投诉,从连阳县到连江口各站,除正式完税之后,无论大小出入口货船、空船,每到一埠,每船交的保护费,多则六七十元,少则三四十元。商民处此,应付几于无法。
宋子文强烈反对军队参与征税。大本营一再严令撤销所有由军队把持的重抽机关。宋子文甚至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私人武装来保护政府的正常税收。
这样一来,他两头得罪,既得罪地方军阀,又得罪地方商人。但导致商人和政府对抗的原因,至为复杂,不仅仅是宋子文的财政措施。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
普通商人参加反政府活动,多半是出于担心共产。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
广东商团出现于清末民初,他们与革命党的关系一直良好,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颇为积极的作用。商团初期“纯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属于自卫性质”,并没有政治色彩。《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陈廉伯由于卖力地“提倡国货”、“关心社会公益”,而名声鹊起,成为商民拥戴和信赖的商人领袖。
当商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时,商团的政治色彩,便愈来愈浓了。
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是由购买军火问题引起的。当时,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刚刚开学,因为武器奇缺,大部分学员都是手无寸铁。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枪械运抵广州时,孙文下令海关截留,全部军火起存黄埔军校。
陈廉伯向内政部说明,这批军火,是事先呈奉军政部核准发给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请大元帅令行粤海关监督,转知税务司,随时准予商团起卸。但内政部的答复很简单,只有11个字:“奉大元帅令撤销前发护照。”双方的冲突,乃由里而表,全面激化了。
陈廉伯宣布辞职。商团代表云集河南福军司令部,请李福林为他们作主。李是广东有名的绿林好汉,现为民团统率长,实际是土匪统率长。李福林支吾其词,而与此同时,政府却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省长廖仲恺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这意味着官商决裂。在他身旁出谋划策的是鲍罗廷。胡汉民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他劝孙文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
胡汉民派南海县长李宝祥到商团公所,请商团派代表到大本营磋商调停扣械案的办法。商团派出三名代表到大本营,胡汉民亲自接见他们,提出两项解决办法:一、商团补办购械手续,每支枪定价160元,除已缴付陈廉伯的100元外,再补交60元;二、联防总部应停止活动,商团必须受政府指挥监督。
代表们表示需要和同人商量后,才能答复。而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接受政府指挥监督一条,绝不能接受。
第37节:第三章南方的狂潮(7)
对抗面临升级的危险。
孙文又派代表到商团宣示政府意见。但商团仍然不肯让步。8月20日,商团还在西关宣布戒严,晚上9时30分便将闸口关闭。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同时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总罢市。当天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到了25日,广州也加入了罢市。
一场惊天动地的官民大战开始了。
孙文赫然震怒,强硬地警告商团:“若果明日(27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成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华字日报》1924年8月29日。其草莽英雄的豪气,溢于言表。
8月29日,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但孙文从来不向恫吓屈服,9月4日,他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反英宣言。一位政府官员说,这是一场“胜则无民,败则无兵”的战争——政府赢则失民心,输则失军心——但孙文决不能无兵,因为他还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位革命冒险家再次显示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义无反顾,决以革命铁腕,犁庭扫穴。
9月12日,孙文率领部分军队出师北伐。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广州是非常奇怪的。后方岌岌可危,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任何人都看出这不是出兵北伐的适当时机,但孙文仍匆匆启程,使人觉得他好像急于离开这个令他愤怒和失望的地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位新崛起的军事领袖并没有随孙文出师北伐,他仍留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上。
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表示悔过。孙文下令赦免陈廉伯,但不发还军械。商团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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