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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也激动得老泪纵横，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以额头撞地，磕头不止。殿内各位亲王及文武大员，被这个感人的场面打动了，全都热泪盈眶，不断擦泪。
等再见过小皇帝光绪，左宗棠捧着墨镜，退出太和殿。
第二天，左宗棠得到朝廷新的任命：入值军机，任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5＇
他正式做起了朝廷重臣。
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小太监来传旨新任命，左宗棠当面赏了他100两银子。太监无比惊奇，将左宗棠看了又看，左宗棠以为他在感激自己慷慨，一高兴，又加赏了50两。太监随即又问到咸丰皇帝那副墨镜。左宗棠以为自己加了钱，太监正高兴，来趁机给自己拍马。左宗棠并不喜好，但这次毕竟是好事，他心情不错，就再拉扯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抓紧将他打发走了。
事后左宗棠才知道，太监问眼镜，哪里有心思拍马？是索取赏银。根据朝廷潜规则，数目在10万两！左宗棠才给了150两，以为人家在感恩戴德，其实是意犹未尽。
太监拿左宗棠没奈何，内部叽叽喳喳议论着：事不过三。他们集体起哄，闹到恭亲王那里。恭亲王也没办法：这钱不是朝廷明文规定，不能强行要左宗棠出；但不出又破坏了潜规则，以后官员们都学样，太监们就断了财路，太监一旦集体罢工，皇宫会后院起火。
恭亲王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他自掏腰包，垫出8000两白银，替左宗棠平息了事端。
但这事才平，新事又起。
一次，小太监给左宗棠送来一张纸条，李莲英要为父亲做寿，请左宗棠送5万两银子做礼金。
左宗棠怎么看得惯这个事，又怎么受得了这种气？他再次“跺脚骂殿”：
你们这些不过是断子绝孙卑鄙无耻的阉人，竟然敢每次敲诈到本大帅头上来！（“尔等乃后之卑鄙阉人，竟屡次敲诈本帅！”）国家的大事情，败就败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不要说我没有银子，就是有，也不会给你们一分钱！（“国事败坏于尔辈身上，毋说吾无银，若有，亦不予分文！”）
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将清政府的潜规则打破了。＇6＇
当年在骆秉章幕府，左宗棠“内清四境”，整肃官场，打死了许多“苍蝇”，打樊燮差点弄得自己人头落地。现在做上朝廷重臣，他又要拿左右朝政的太监们的潜规则来开刀，准备来打“老虎”，他能大获全功吗？
经验与教训历史早有。与左宗棠个性、风格比较接近的，是本朝皇帝雍正。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年继承皇位，1735年去世，在位仅12年8个月。但这短短时间内，他做的改革比当了61年皇帝的父亲康熙还要多。
雍正勤政为民，除了每年生日睡满8小时，每天只睡4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里，他批阅了海量文件。执政近13年，单是文件批语就写了1000多万字。
这些批语，集中贯穿了“雍正新政”的主张。他在任内提出“新8条”，全面挑战官场潜规则。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全国之内“打老虎”：实行“耗羡归公”，实现“养廉银”制度；全力打击私吞、私分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7＇
雍正上位短短几年，就将各种腐败事情全部列为“陋规”，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来规范出最严格的“制度反腐”：“养廉银”实现了制度化的“高薪养廉”；“耗羡归公”则由中央统一掌管官员的福利发放。
雍正皇帝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了清朝历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
雍正皇帝看得见自己的反腐成绩，但他无法看见，因为无法突破集权的体制，改革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了伏笔。＇8＇
左宗棠权力远不及雍正，他本应有所顾忌。所以能全面挑战王朝陋规，全在他是收疆重臣，功高位显，可以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
左宗棠并非刻意这样，出山以来，他一直这么为人处事的。与张亮基，待骆秉章，对曾国藩，看不惯就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别人奈何不了。
左宗棠的独立性，卧龙出山，主政湖南时有效，战龙出湖，纵横战场时有用，统帅大西北时可以发挥，但他没有想到，到了朝廷，看似飞龙在天，却感觉像飞龙被关进了笼子。
权力再大又能如何？哪怕他是雍正皇帝。源头滋生腐败，治标而不治本，永远解决不完。
在清廷全盘腐败的时代，左宗棠有勇气挑战，并争得局部胜利，意义也不是没有：国家无论制度多么完善，要想政府高效廉洁，都离开不了人去践行、力争。写在纸上的制度都是死的，要靠人用行动将它激活；没有人去激活，制度等于没有。左宗棠虽在对腐败治标，但他用行动激活了反腐制度。
显然，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不会只限于挑战“帝国陋规”。（“陋规”是封建官僚制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就属于“陋规”。翻译成现代话，吴思叫它“潜规则”，易中天则称它是“非典型腐败”。）
他刚直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注定会正面冲击到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根基：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是催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列举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概括地说，官僚主义是脱离民众、摆官架子、不担责任、不干实事、假公济私的行为。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
左宗棠在湘官集团中的地位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在1872年病死，左宗棠事实上已经成了湘官集团的领袖人物。进京后一次次冲击清廷陋规，是扳倒杨霈后的必然，是无意为之的第二轮冲击波。
第二轮来挑战，左宗棠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还是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冲击官僚
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在工作中开出的第一炮，是以“廉干”的行动，冲击晚清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慈禧太后病好后，两宫太后在勤政殿召见左宗棠及军机处各位大臣。
清廷官僚集团积习已久，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谁也没料到，左宗棠叩头面见后，第一句话就说，要修治北京城的桑乾河、永定河。
他说：“臣从山西入河北，所见大出意外”，尤其皇城附近郊区，河道堵塞，水到处乱流，而沙尘暴严重，田地几乎一片荒芜，再这样下去，过几十年，北京城非被沙尘暴淹没不可。因此，他主动申请，自己带三千步兵，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
慈禧太后每天沉溺于政治斡旋，对眼皮底下的“北京治沙”完全陌生，听到十分吃惊，问：两位王爷、众位大臣，你们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吗？
这一句问得大家都傻了眼。只好照实汇报：我们确实不知道，当地的县官也没有报告上来。
慈安太后很不满，她说：你们平时都说关心百姓，现在北京眼皮底下的风沙水害都不知道，偏远的地方，想必就更加不知情了，你们平时大概都没有出过北京城，地方官也跟你们一样不关心，这怎么得了？赶快把当地县官们都撤职了，赶紧叫上来，我要问个明白！
慈禧太后当即宣布：现在就去查办地方官的家产，拿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搞建设的事情，具体交付左宗棠与李鸿章负责。
这次会议，让一班平时相安无事的军机大臣们胆战心惊。以前瞒上压下，没出过岔子，现在半路杀进个左宗棠，原有的政治生态，一下子全破坏了。
左宗棠只想做事，而追查出的事实，用意并不在政治上打击同僚，但无意间却造成了一个事实举报，弄得大臣们颜面尽失。他这第一天上班不关心政治反着眼民生，等于当场给懒政者扇了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天起，军机大臣左宗棠看到哪里，走到哪里，总会无意打破官僚集团固有的规则。
其一是提高鸦片烟进口税。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将自己销到了伊犁，禁烟全面失败。左宗棠为了再次禁烟，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发明了“以税抬价”的做法。洋烟每百斤进口税从原来的30两白银，增加到150两。这样做，既可增加政府税收，又因价格门槛，减少烟民数量。
左宗棠没有去想，从林则徐走后，中国对外政策就断了骨气，除了退让还是退让，现在左宗棠将断骨又接上了，做法是对的，但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妥协求和的整体规划打乱了。
凑巧的是，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正碰上《中俄伊犁条约》兑现。
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指出，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时，俄方勒索要1200万卢布，后面一路减，减到400万，曾纪泽不同意，只答应赔250万，俄方又增加到500万，最后曾纪泽同意赔偿400万。
现在恭亲王在具体落实。为了缓和与俄国的矛盾，他同意具体赔偿中增加到1200万。
恭亲王是慈禧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助手，也是体制内创新的积极推动者，是左宗棠的积极支持者。
但左宗棠为国事不会顾忌人情，还是忍不住插手进来了。《中俄伊犁条约》本来就是自己统帅大兵压向伊犁争取过来的，现在他还要争取。俄国人惧怕左宗棠，又妥协下来，从1200万降为400万。
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财，做皇上的当然高兴。但具体办事的官僚，就觉得钱少难开路，以后跟俄国难处好，毕竟外交外交，天天要交。执行的恭亲王与问责的慈禧，在这件事情上态度相反了。
左宗棠与俄国公使谈判回来，慈禧太后马上召见左宗棠，当面夸奖他：“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这句话是对左宗棠的最好的褒奖，左宗棠也觉得自己办对了，信心更足。
有了前面三件事，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她觉得，左宗棠做个封疆大吏固然可以为自己独当一面，做个朝廷重臣也可以为自己撑腰分忧。从此，慈禧每次都力排众议，用颇有预见性的决策，对左宗棠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予以支持。
左宗棠与慈禧在许多事情上观点接近。从1861年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左宗棠的信任与支持，基本就没有变化过。当年西征新疆，李鸿章咄咄逼人地攻击，慈禧太后为他辩护，说“宗棠乃社稷大臣”，后来她干脆还口头规定，“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左宗棠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动力。
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进去，用一股清新的急流，全面冲刷清朝的浊水，就必然会得罪官僚集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集权政治绕不过的一个怪圈：上级很满意，同级与下级总会有不满。他们就是满清腐朽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对它，左宗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起冲击。
根据左宗棠的方式，他会锋芒毕露地来打破旧规则。这就必然需要建立新规则，来达成以下两点：
一、官僚集团内，每个官员都必须会做事，认真做，还要做好，不贪不腐，执政为民。
二、对外政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求和，这需要壮大自己，让国家强大，发动民众都起来支持，打破官僚集团的精英政治垄断传统。
这个新规则对原有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系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