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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为避免双方冲突起见，凡甘泉肤施城周二十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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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谅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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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如苏区民众须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上述“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这一点自然不成问题，甚至条件还可以再放宽些。毛泽东在28日的复电中进一步提出，可以考虑：
（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
（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
（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王以哲对毛泽东所提方案当然赞成，只是他无权对整个东北军的行动作出许诺，因而他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67军；同时，增加了红军进入白区采买货物需着便装的文字。不过，王以哲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使红军与东北军脱离接触的问题。他“诚恳”地请求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意：“为保证永久的双方安全，红军围甘部队应退至甘泉十里以外，移出之防地，六十七军不得进驻；另沿鄜甘肤马路双方亦不住军队，惟苏区政府武装不在规定之内，此又可掩人耳目，对外搪塞。”对此，毛泽东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在给李克农的回电中称：抗日救国大计既定，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望转告王以哲，以后随事商量，可不拘形迹。
3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所属有关部门：“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两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鄜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仅仅把红军与67军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和平的水平上，自然与中共中央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共中央的目的是要“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同王以哲如此顺利地达成谅解协定，多少使中共领导人争取张学良东北军“抗日反蒋”的信心又有所增强。而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会谈的结果，显然更有理由使他们感到乐观。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当即通知王以哲，说明他将前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5日凌晨，张学良驾机飞抵洛川，立刻与李克农见了面。与原先预想的相反，张学良关于抗日应当联蒋一事一字未提，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当场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所想的。早在3日上午，彭德怀、毛泽东就曾致电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探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如今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这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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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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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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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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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会谈所取得的结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条。据李克农3月5日报告，其一为双方负责人见面地点已经约定为肤施，时间在一星期内；其二为双方互派代表到友邦，张学良一方人选二三日内即可派定。在这里，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时间。要求在一周之内立即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并保证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选定东北军方面赴苏交涉的人选，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对此早有准备，而且心情显得十分迫切。
张学良决心和共，自然有种种原因。据张学良自己所言，最初是因1935年11月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得的感慨。概括言之有六点：“（1）朋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呜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所有这些，都使张学良对于理应肩负抗日救国重任的国民党日渐失去信心。
但更为重要的转变看来还在东北军三次剿共作战严重失利，尤其是11月23日牛元峰师覆灭，张学良不得不于1935年12月初急忙从南京赶回了西安。眼看不过两月时间，东北军就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由此张也就有了1936年1月赶赴洛川面见被俘部下高福源，密令王以哲负责与中共接洽，21日再赴洛川秘密会见李克农，许诺亲去南京游说抗日等事情发生。
从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一次交谈的情况看，他当时对游说各方抗日颇有信心，他甚至自信可以拉阎锡山来与中共会谈，力图首倡和共抗日。不料回西安后，他竟意外地得知南京当局也在秘密与中共进行接触，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即董健吾）“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此事更使张学良有所疑惑：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越过东北军与中共谋和？这不仅使张学良更加确信和共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之做法再添不满。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日之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这自然使张学良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更易接受联共主张。张自述：“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实动我心。”于是，他开始放弃原先游说南京的设想，转而与南京以外之各个地方实力派领袖频频联络，甚至与刚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西南反蒋派的领袖胡汉民暗中往来，磋商“大计”。张学良1月下旬前往南京，原定2月初返陕，因得知胡汉民回到广州，并准备来宁，曾与胡电函来往，相约晤面，以决“大计”。
仅仅几个月时间，张学良就已经日益明显地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剿共战争，张学良深知以东北军继续硬撑下去只能拼光老本，从而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人民的唾骂。张学良已再无可想，第一位的只能是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免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有抗日才能回家乡，也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东征北战、抛头洒血的十几万东北军人，以及许许多多流亡关内的东北人。蒋介石却不作此想，他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须先剿共。而在张学良看来，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切身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剿不了、剿不完，岂不是抗日无期？何况，张学良已经注意到，南京政府中人多数“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既然如此，张学良只好另谋出路了。张后来回忆，他数次与这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如何才能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但李杜明确认为，而今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抗日，必须与苏联和中共合作，否则将难以进行，故“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时，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于李杜所请，张学良后来自称他当时就全然表示同意。可是，张学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是，李杜这里所谓“帮彼办事”云云，其实就是代表张学良去与苏联政府联络，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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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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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会不会轻易同意援助他呢？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
中国东北一向在俄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日俄两国在东北从来就势不两立，即使在苏联成立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依旧是其远东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苏联政府对中国的一切政策，几乎都要受到这一冲突的直接影响和左右。一切便利于日本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一向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从来都是依靠日本的，苏联政府最初几度试图施加影响，结果张作霖不仅毫不领情，反而为争取日本及英国对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的极端措施相报，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地位之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地得罪了苏联人。直到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才渐渐意识到其前此做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