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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就位于这一体系的最顶端。
本来连立锥之地都没有的刘邦，为什么会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呢？进一歩讲，虽说刘邦军远不如项羽军，却也是仅次于其的一支军队，并在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且眼下正在向西挺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此事实在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甚至常常成为学术上探讨的课题。西屿
定生氏的论文《中国古代帝国建立的考察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们》0949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41号），可以说就是这种学术研究的开端。
对此，守屋美都雄氏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格》0952年，日本，《历史学研究》158、159号）一文中予以批判，并颇有建树。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介绍，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我们在此不作赘述，但西屿氏关注到刘邦初期其内部组织的称呼，却可以说是一个功缋。中涓、舍人、卒、客
其隶属关系就是以这样一种称呼来划分的。所谓中涓，也称之为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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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侍奉国王，并在其身边负责清扫一类工作的人，还兼任传达君命与转呈奏章的任务。
所谓家臣，原本是豪门贵族家内的奴隶，而豪门贵族一旦得势，伺候在身边的奴隶便作为其意志的代言人，对外界也同样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即是中涓本来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刘邦既不是豪门贵族，也不是富户出身，他身边所用的中涓一语的意义及内容，笔者认为似乎是从本来的中
涓派生出来的。
舍人也同样。这是古代周王室的一个官职名称，似乎是侍奉在王的身边负责财务的人。以后，这个词又走出王室，指那些在豪门贵族身边负责庶务的人，到战国时期，也被用来指寄食于豪门贵族门下之类的意思。
卒本来是指仆人。但在战国时被称为〃卒〃的人，却指受到豪门贵族扶持的士。
客也是士，却是指寄身于豪门贵族的那些人，豪门贵族有时也会称其为先生，并对其学识、精神和技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战国或战国之前，这些用语是用来称呼负责王侯日常生活的各种执事的，但在刘邦那个时代，却被用来称呼刘邦这类游侠首领的随从了。
总之，刘邦是在沛城及其附近以侠义度日，游手好闲一直混到了年近四十，因而加入他的侠义组织的人很多，这就有必要按着这些人的亲疏程度和任职现状，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给他们挂上古已有之的职务名称，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游侠首领的随从，并非只刘邦一家独有，很可能是普天之下尽皆如此。
顺便联想到日本的战国时代，譬如称霸三河的德川家的情况，所谓中涓、舍人和卒，总的来说，恐怕就相当于世代臣事于德川家的家臣。当德川家康前几代在三河的松平乡时，土地是山林，既没有开辟水田的水源，也几乎没有田，他们靠山林养兵来到下面的平川，历经数代才将势力扩大到水田地区。那时德川家的政务便是由具有〃老中〃、〃若年寄〃这种独特职位名称的人全权负责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仅限于世代臣事德川家的人，虽然能代行主人的权力，俸禄却很低。随着松平家族势力的扩大及不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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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土地，又出现了新加人进来的世袭家臣，并获得了与老资格的家臣不相
上下的尊重，被冠以〃安城以来〃、〃冈崎以来〃等称呼。但当德川家康最终取得天下之时，又将许多固有诸侯〈大名）列人自己一伙，称之为旁系
诸侯〈〃外样大名〃〕。这些人即相当于刘邦军里的44客〃。而德川家在完全
取得天下之后，也依旧原封不动地使用三河土豪时代行政上的职务名称。
德川家康临死时曾留下遗言，不准改变三河以来的传统习惯，行政上的权
力交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中涓、舍人和卒〃来掌管，而对相当于〃客〃
的旁系诸侯，尽管给予了大片封地，却不让其参与政治。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德川家康对那些可说是家奴后裔的家臣们十分
信赖和重视。不过，日本战国时代，三河国世袭家臣们的忠心，是以对主
人盲目的隶属心态为内涵而形成的。中国战国时期到秦灭亡期间存在的刘
邦及其嫡系的关系，则是以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巳不复存在^为纽带而形成的，这些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觉醒
的。但并非说侠义就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在古代那种动荡不安，王朝不足以信赖，甚或具有虎狼之害的社会里，下层民众为了生存，只有靠侠义之心求得相互救助。可以说，侠义精神正是来源于此。
刘邦组织体系里的这些中涓、舍人和卒等，随着这个组织的发展壮大，
又分别用战国时期各诸侯王国所使用的官职名称一将军、都尉、骑都尉、左司马、车司马、骑司马、御史及太仆等一一来加以称呼，如同车轮旋转
一样，通过不同的职务来使这一军事组织运转。这件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面还是来讲张良。
张良，字子房。刘邦和跟前的那些人全都出身卑贱，唯独张良是个例外。张良很快就成了刘邦的〃客〃，担任军师，总算使不善战的刘邦军开始有模有样地朝着胜利转变。
张良原本是韩国人。
所谓韩国，乃是战国七雄之一，领土包括现在的山西省东南部至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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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部这一片肥沃的中原，但到战国末期却成了最难防守的一个国家。由于国界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强秦接壤，另一边又与颇有蛮性遗风的楚国相邻，外交上多苦涩艰难，战事不断，常常陷于苦战，因这些先天注定的外患压力，其内政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韩所处的这种环境，制造出了一种思想上的土壤，即令人思索〃国家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张良早半个世纪，这个诸侯国的王族中就出了一个叫韩非子的人。
尽人皆知，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他的思想及国家学说就是从韩内部的现实中产生的。
不仅是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家权力也都是建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上，各种势力费尽心机地你争我夺，而这些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又错综复杂到了极点。韩非子认为，如果能一扫那些如同动物内脏般的活生生的现实，并只靠法制和能力来行使君主权，韩也就根本不存在亡国的问题了。
自然，他把懦家当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在当时，这片大地上的社会结构与十八十九世纪建立的近代国家当然大不相同。首先，君主之侧有中涓、舍人等近臣，他们哄骗君主，以一己
私利为准则，操纵君主的权力。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势力，从自身势力的利害关系出发来判断事物，从事工商的人（当时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游民）与这些势力相勾结以牟取私利，以十九世纪以后的观点来说，整个国家仿佛都成了一个贪污渎职的集团。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自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秩序和伦理，对于父母兄弟、血缘亲族及乡里长老而言，毋宁说这种秩序和伦理既合于礼，又合于孝。儒家学派就是在对此大加肯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伦理学说的。
韩非子认为，在协调血统和乡里关系的基础上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君主权力，其功能甚小，危急时刻，命令权和指挥权都很难下达到所有角落。
从这种怀疑的观点出发，他才创立了以简洁明快的法治理天下的法家思想。他的思想建立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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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一种虚无思想。老子在政治上讲求无为而治，韩非子恰恰将老子思想推向了政治学说。不过，即这种思想尚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老子也好，韩非子也好，都给自己的思想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即民必须永远是无知无欲的，被看做自然物的民，感觉不到君存在及统治是沉重的压力，老子和韩非子认为，让民感到沉重压力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思想，这才是其最具魅力的部分。不过也可以说这种政治宛如无底的壶一样，在现实中是毫无用处的。
本来，秦王政（后来的始皇帝）乃是一位法家的信奉者，据说在读过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之后，他十分激动，甚至兴奋地说：
〃若得见此著者，死而足矣。〃
从秦王政的气质来看，他感受至深的部分大概有这样两点：一是按韩非子的思想去做，民就会转化为自然物；一是君主权力并不建立在调整各
种势力的关系之上，而是直接触及天下每一个百姓。事实上，秦王政建立秦帝国后就果断地实行了韩非子的思想，甚至起用了法家学者李斯来当大
臣。不过，始皇帝在视民为自然物这一点上做过了头，毫不留情地驱使民去服劳役，导致在其死后，自然物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
顺便说一句，韩非子的学说在其故国韩并未被接受，他曾出使秦，在咸阳的宫殿里见到了始皇帝。始皇帝对韩非子十分崇敬，但崇敬之余又考虑到留下此人的危，，就像抛弃废物一样将其杀掉了。
在人们对韩非户还有所记忆的年代，张良就在韩降生了。
张良的父亲张平是一位侍奉过两代国王的宰相，其袓父张开地也作为宰相为三代韩王效力。张良作为韩的遗民，乃是典型的旧贵族出身。
张良的父亲张平是一位侍奉韩末代之王悼惠王的名臣。对于秦施加的
强大压力，他在和与战两方面都费尽了心机，终因过度劳累而死去。张平
死后，韩也随即灭亡，那位末代之王^安也成了秦的俘虏，国名消失，
韩的故地便成了统一中国的秦的颍川郡。其时为公元前230年。
作为诸侯王国的韩灭亡之时，张良还是位弱冠之人，尚未人世为官，他紧张地望着蜂拥而至的秦军肆意践踏国土，心中燃起的对秦的强烈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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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发誓要用一生来报仇雪恨，从他的外貌上，很难想象
得到他有这么刻骨铭心的愿望。他身材痩小，体弱多病，面颊白白净净，吹弹可破，倘若扮上女装，就是位绝代佳人。
韩灭亡后，张良的弟弟紧跟着就离开了人世。张良尽管年方弱冠，却巳成为家长，得主持弟弟的葬礼。但他却说：〃不愿为葬礼而耗费钱财。〃
因此他不举行正式葬礼，而是散尽家财以招揽四方宾客。这里的客是指剌客，目标就是刺杀秦王。在当时，人们十分重视感情，周游各地的侠义之士很多，这些侠义之士有一条最基本的信念，一旦感受到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所以，决不能说张良的这种做法是荒唐之举。不过，秦王成为秦帝国的始皇帝后，护卫也森严起来，剌客巳很难接近他。
张良便赴淮阳（河南省境内；），从师学礼去了。
在当时，所说的礼并非是儒家所倡导的那套礼的体系，而是接触贵人时那些进退有度的礼仪做法，张良打算先把必要的礼仪学到手，将来采取某种欺骗策略亲自接近始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良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这种策略。
用什么办法才能掩人耳目呢？
这位仿佛浑身都是头脑的年轻人不停地思考，像磨刀一样在磨炼自己，无法说清这究竟是一种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东夷有位力大无比的人。〃有人将这一消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