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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劳动来说，当然 是不够。队长们对此也的确想了办法，开始时是饭中掺糠、掺麸皮。不久， 这两样东西都要配给供养猪之用，就买不到了。有一阵子，设法买到碎米， 则因一斤粮票可买一斤四两（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饱些。但也 同样因为养牲畜更比供应我们人重要而没有能维持多久。于是在做饭方法 上打主意，改煮为蒸，在蒸前将米炒过，在蒸时多次将饭翻动。使饭蓬松 以增体积。这种做饭的方法后来在居然也在全国推广过，还美其名曰科学 的，我想这个“科”字还不如改为“苛”字为确当。
饭一紧张，如何分饭就成了一大问题。开始时有一个队长坚持不容许小组 内用自制的杆秤分，于是就有了种种分法。组内轮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将饭 扛来，先要将饭进一步尽量打松，然后一只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饭，抖 动着将饭向另一只手中的三号缸子（24）中洒去，以确保缸子中的饭上下 均匀，再用一片做成像医院中用来检查口腔的压舌板似的竹片将饭从缸子 中的饭刮平，这样每人可分到两缸饭。然而，尽管在众人的严密？ 监视之下，仍然常有争吵发生，怀疑分饭的人做了手脚。于是又有进一步 的称为“背靠背”的方法。分饭的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后成纵行排好 了众人的洗脸盆，每盛好一缸子饭，就由另一个值班的人将饭从他手上拿 下，倒到一只洗脸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饭，以免分饭的人有 可能估计到谁的洗脸盆将要倒饭进去。
＊＊＊＊＊＊＊＊＊＊＊＊＊＊＊＊＊＊＊＊＊＊＊＊＊＊＊＊＊＊＊＊＊＊＊＊＊＊＊＊＊＊＊＊＊＊＊＊＊＊＊＊＊＊＊＊＊＊＊＊＊＊＊＊＊＊＊＊＊＊＊＊＊＊＊＊ 24 搪瓷杯有好几种规格，直径12公分的称为大号缸子，10公分的为二号， 而9公分的则为三号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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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内的饭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来的又有各种分法。有用调羹再一个 个地分的，也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谁没饭了，就到谁为止。未轮到的下次 再轮。更有一种叫包饭桶的方法。即值班的人保证每人两缸子饭，余下的 全归他俩，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吃一饱，而当饭不够时也不必一调羹 一调羹地从众人处再挖回来，就他们饿一顿了事。
分稀饭也如此，但开始时还有将它搅匀的工作。每人勉强有一大号缸的 稀粥。分到最后的几人则往往不见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饭时虽 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轮流才可。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次轮 到一个外号老广东的包饭桶，早上喝罢稀粥，忽然天气放晴，大伙被驱 赶到了水稻田里，就骂开了那还在收拾饭具的老广东。原来他每盛到一 个大稀饭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将它刮回粥桶，留给自己。可是，不一会 儿传来了消息，原来那个疙瘩却是一只掉在锅里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 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耻笑他。老广东原是永安公司职员，生活优裕，到 了这般田地，殊可叹也。
读者不要埋怨我费那么多篇幅来写这些无聊的，看似屑小们干的事。然而 这也反映了长期半饥不饱的人的状态。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所谓的家 属班，即场员被动员全家来“以场为家”落户的，有一时期，一家人也竟 用秤分饭，斤斤计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惨乎！
初来大庙岗时，副食品极少。等到蔬菜组作出了成绩，达到每人每天一斤 蔬菜的目标，才多了些。后来在涛城分场过冬时，因冬季菜长得慢，竟想 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青菜和卷心菜当成了一棵树！轮番地一层层剥菜 边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样复杂。有人玩笑地报菜单说“今天油爆鱼，青菜细粉汤， 萝卜烧肉”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汤，萝卜少肉”，过节日时 则更为复杂，这时会有什么萝卜丝炒肉丝之类，就免不了先将肉丝仔细地 一一挑出单独分，然后再分萝卜丝。这样分了还不算，还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产队长把我叫去，问道
“修一个坝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这谈何容易！要测量的。”雷队长沉下脸来挥手让我出去。
过了个把月，雷队长又叫我去了，说
“我错怪你了，原来建塘坝是要测量的。”
这位队长是个山东人，总算快人快语，说了出来，但我却已穿了一阵子小鞋 了。不过他找我并非为的道歉，而是问“会不会测量？”原来他要建一条土 路，从大庙岗通往独山分场场部。我当然说会，并提出一个人干不了。这样 一来经我提出让两个知识分子和我一起干这活。我很高兴，这样可有磨洋工 （25）的机会了。于是我建议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健和另一位王北秋。 ＊＊＊＊＊＊＊＊＊＊＊＊＊＊＊＊＊＊＊＊＊＊＊＊＊＊＊＊＊＊＊＊＊＊＊＊＊＊＊＊＊＊＊＊＊＊＊＊＊＊＊＊＊＊＊＊＊＊＊＊＊＊＊＊＊＊＊＊＊
25 偷懒，磨时间做工的意思，据说源出于从前替外国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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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秋是个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写文章揭发马家军阀，在几乎被捕前 得到通风报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黄炎培先生，先生介绍他在劳动报工作。在 西北时，他因爱好新诗曾写信向胡风讨教，虽与后者既不相识更无来往。却 因此在肃反时成了胡风份子，审查、关押了一阵总算未被判刑，放了出来。 可惜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反右补课又被关了进来。他不算右 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后在《萌芽》杂志当编辑。
测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简单，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签。凭目测选定 了较平坦的路线，钉下竹签。这竹签一排五枚，中间的是中心桩，两边的则 是边桩，每边两枚分别规定了路宽和排沟的宽度。这样一路每隔25公尺钉五 枚桩。当我们走出了队长的视线，工作可就轻松啦。不几天，雷队长训斥了， 说我们太慢。我顶了一句，这可快不起来。他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私下哈 哈大笑说
“监督劳动嘛，不监督当然就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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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 那人走到了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 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
说着就拿出了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 ，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妹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 的徐队长。经过此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 说比种田更苦，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 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 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 的钱全是家里带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 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 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个货郎担供应。一元 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钱， 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 涨价是因为改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 估计我们该释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 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 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
分场部果然气派不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 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 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个月释放的骗局早 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 场长作了“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 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 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 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来，于是列举罪状， 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 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 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 口婆心”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 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 即由队部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