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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 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 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 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 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 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 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 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 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 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 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 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 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 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 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 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 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 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 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 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 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 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 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 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 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 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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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 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 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 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 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 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 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 “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 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 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 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 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 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 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 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 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 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 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 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 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 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 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 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 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 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 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 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 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 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 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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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 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 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 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 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 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 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 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 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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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 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 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 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 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 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 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 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 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 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 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 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 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 ”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 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 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 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 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 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 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 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 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 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 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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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 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 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 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 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 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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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