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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 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 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 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 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 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像，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活120岁了。都 有村干部来一张张点过，那家要是少贴一张就犯了大罪了。
那时候强迫大家要唱一只歌，歌词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当要唱这支歌时，我总是借故上厕所，或是走 不了时在唱这一句时含糊其词。有一次在厕所碰到一位许姓老者，大家相视一笑。他 说“我也决不唱这句歌词，就是被他们捉住了我也有话可说，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 这样唱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也不知他们的大队在哪里？有 没有小分队以上的大分队或总队？这些人到处敲锣打鼓写出的标语是什么“誓死保 卫毛泽东思想”之类莫名其妙的句子，难道说毛泽东已被敌人兵临城下打得要人 “誓死”才能保卫了？而在这个时代，要誓死才能保卫的“思想”却决不是当权的 毛泽东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里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了几通电报，说我父亲病重， 要我回家探亲，但这些电报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后，我家里去派出所取得父 亲病重的证明，寄来农场。总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队长陪我回去， 实际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们如临大敌地怕我些什么。
走前，还有人叮嘱，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语录。说是路上随时 随地都会遇到要你背诵的，万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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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毛的三篇文章 ＊＊＊＊＊＊＊＊＊＊＊＊＊＊＊＊＊＊＊＊＊＊＊＊＊＊＊＊＊＊＊＊＊＊＊＊＊＊＊＊＊＊＊＊＊＊＊＊＊＊＊＊＊＊＊＊＊＊＊＊＊＊＊＊＊＊＊＊＊＊＊＊＊＊
我们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亲病得不轻，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难。 我一到家，他因兴奋之故，第二天更困难了。我们将他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事先约好 了在我内兄的同学彭龙舞医生值班时去求诊，于是得以进入急诊观察室导尿、输液。 那时医院病房紧张，80岁老人如无熟人决不可能住进医院。然而几天以后，另一名医生 值班时，竟将并未痊愈的老人赶出了医院。此时，彭医生亦无可奈何，只好嘱以先回去 再说，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们只好将父亲暂时接回家中照顾。每次排尿都要帮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来沪的周队长忽然来访。我们住的绍兴路26号房子由于 多年欠租，已经紧缩到只住二楼的一层两间屋了，那时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后面一间 用衣箱分隔成两间，是我妻和一位老佣人住的。我在后房接待了这位队长。他对房屋羡 慕赞美了一番后说我已超过假期，命我马上回农场。我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请他宽限几 天，并说“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况。”他说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说他无 权延长我的假期，是场长叫他来命令我回去的。最后在临走时，他威胁说“你要考虑你 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亲的生命于不顾。”
1968年元旦凌晨刚过0时，我妻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马上敲门声中我也跳了起 来。披衣开门，只见一群大汉，个个头戴藤安全帽，手持一根约两米长的钢筋，笃笃地 朝地板上敲。他们一拥而入，其中为首的对我说：
“我们是文攻武卫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我边问边穿衣。
“文攻武卫总部。”
我回头看着惊慌的妻子说：
“记住了，我是到文攻武卫总部去的。”
这时她还坐在被里刚穿好上衣，赶紧将一只手表递给我说
“拿着。”这是我们当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
我被他们押出了门，往西走了约一百米到了对过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门前上了 一辆大卡车，他们命我在车台上背对驾驶室坐在地上，而他们则排列两旁，一律站着。 后面还有一辆压阵的卡车，也站满了伟大的文攻武卫战士。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外滩驰 去。我偷眼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严肃得连眉毛也一动都不动，真象演戏一般， 似乎他们不是从床上抓了一个书生，而是在血战沙场后逮住了敌军主帅，真是又好气 又好笑。这时候月明如画，他们头上的藤帽大概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钢盔，却在我的想 象中变成了字纸篓，这不简直是儿戏吗？所以竟一点害怕的心思都没有。
车过外白渡桥，一拐弯就到了所说的文攻武卫总部，也即是现在的俄国领事馆。 当时人声鼎沸，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住了手脚，他们训练有素地把我举起 来隔着车拦板抛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见似乎水泥地在飞速地被拖动，原 来我的手脚至少被四个以上的人分别抓着，脸朝下地向前飞奔。
然后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着我头发让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一个“革命女将”， 她拿着一个木板纸夹和笔，嘶哑的喉咙逼尖了声音喝问道：
“你是流氓阿飞？”
“不是。”
“是投机倒把？”
“不是。”我声音大了起来。
“是那里来的逃犯？”
“都不是。”我声音更大了。
“还要嘴硬抵赖！打！”
她一声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顿竹板。打完以后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 里。那间屋有约二十平方米大，被电灯光照得恍如白昼。里面沿墙已经蹲着一圈被 抓来的人，个个都不声不响，见我进去只抬头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个地方蹲了 下来。过了一会，趁看门的两个老工人不备，我旁边的人低声问我“哪里的？”我 说“白茅岭的。”他说“这里都是农场的。”
后来又陆续被推进来了几个人，然后来了一个披黄色军装棉大衣的人，手里 拿着一叠纸开口闭口“你们这些小子”地训了我们一顿。意思是你们都在上海作恶 多端，犯罪累累。“现在，你们谁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要 的人可以来拿纸头。”我应声而起，拿了一张纸。
随即，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声明既非流氓阿飞更谈不上投机倒把，也决非逃 犯，是探亲来沪的农场场员，是公民。完全无辜地被非法绑架来此，要求赔礼道歉 马上送我回家。缴给了看门的工人。
关在那里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会儿，外面有响动，知道是吃早饭时候了。 这时进来一个大汉，叫我们站起来排好，报数。共约二十来个人，于是背诵老三篇， 完了立正，那汉子带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个耳光。这可真够英雄的！我说
“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该挨耳光？”他竟也未听出我话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 声。然后是排队去拿一盆粥，喝罢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来，就在门口外的地方， 我被喝令站住。那是个较宽大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其北边，东面则另有两扇门， 是两个关人的房间。走廊尽头放着写字桌，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坐着一个人， 阴阳怪气地问道
“你写的什么交代材料啊？”我说我是抗议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我的背后就 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来。我大声呼喊“不许打人。”那坐着的也站了起来喊道
“看你还抗议不！”一顿乱打之后，就有人按着我的头要我向着墙上的毛泽 东画像下跪，我厉声回答“毛主席本人决不可能要人对他的画像下跪。”那按我头 的人比我矮小，见按我不动也就算了。
那地方每天给两顿饭吃，我在头三天中每次饭后被打一顿，三天打了六顿。 我心想这样不是办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厕所回来后便装着晕倒在地上。于是来了 一位女医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瞒不过她便又装着醒了过 来。说
“我小便时见到全是血，有点紧张了。”她给了我两片药。转头对看门的工 人说，
“让他睡觉，告诉他们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后三天我干脆装病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免去了每天的 耳光。那时候，每时每刻都会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尤以对门女号里刺耳的尖声叫 喊最是凄凉可怕。那看门的两位老工人想来也是应付差事，往往摇头叹息，我还 有一次听见他们在说
“骂人家流氓阿飞，我看他们自己才是流氓阿飞呢。”
事实上那时这帮人到处乱抓人，有的女的仅因为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就被 抓来作为流氓阿飞乱打一通，还尽是往女人的敏感处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窥 视一番。而其实这帮人虽名为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被公安便衣怂恿操纵的，抓来 的人的释放权在公安人员手中。
我在被抓后第二天就被连番提审。提审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两个猫脸 的公安人员盘问我回上海干了些什么？我一口说我在上海就是家里和医院里两点一 线，其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两个人什么事实也没有掌握，当然也诈不 出我任何话，对我被打的抗议则推说不干他们的事。审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 去我也装病躺下不起来了。
其实我在沪期间，有一天有白茅岭的一位姓潘的场员来找我。他说起农场中 场员的动态，原来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响也想组织起来造反。他们的论点是：毛 泽东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由此看来当前的农场所作所为并非毛 的路线。则必为资产阶级路线无疑。他们就想通过揭露农场黑暗面来取得社会同 情，达到出场回家的目的。而且据说他们还得到了驻沪空军第四军的支持。
他请我到马当路一家人家家里去，那屋子里挤满了人在商量着事，满屋的 烟雾腾腾。因我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据称农场里是两类矛盾交叉，你们的身份是 不明确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则按他们说法是明摆着的敌 我矛盾。按文革规定右派也不能参加革命组织。至于大家的出场大事，我当然义 不容辞愿意出力气，但我决不能出面，否则对他们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楼 梯的一间阁楼房间里，这时来了两个为首的，介绍认识后。他们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