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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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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 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 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 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 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 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 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 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 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 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 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 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 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 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 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 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 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 ，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 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 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 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 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 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 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 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 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 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 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 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 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 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 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 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 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 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 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 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 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 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 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 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 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 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 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 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 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 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将我捆绑 并押解到禁闭室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十天禁闭，后来不了了之地放了出来。
然而，这番不公平的处罚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但本队的而且其他队的许 多人都通过种种关系向我表同情、致敬意、甚至于设法送食物给我。后来还不 知怎的，传出了个谣言，说大学生中有一个读书会，李某人是头。这番谣言正 好给那王指导员所称右派队难搞一个证明。从此他就此大做文章。而我也因此 倒霉了。十月前后，王英祥调走，换了个庄指导员，他不象前者那样大大咧咧、 咋咋呼呼，而是表面客气，其实却很阴险。过了不久，右派队就解散，合并到 山下铺分场的饲养队去。那里的干部一上来就把我视为有碍他们管理的危险人 物。对我心怀敌意，无缘无故地和我过不去。有一次我发烧得很利害，请病假 休息，一个张管教队长查房间查到我处，问也不问就说：
“你起来，给我出工！”
“我发寒热，有医生证明。”我答道。
“不行，你是假病。”
“何以见得我是假病？”
“因为你是右派。”
“这里全是右派。”我据理力争道。
“你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
“这算什么理由？”我毫不示弱“你还讲理吗？”
“对你这样的人必要时就可以不讲理。”
“必要时不讲理，就是从来也不讲理。”我学着他的苏北腔边讽嘲地又进一步 反驳他。
他理屈辞穷便改用暴力，叫来了两个狗腿子，硬把我拖到工地去，我也硬是拒 绝劳动在工地上坐了半天。
这些且不去说它。到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忽然开大会，会一开始就宣布将我 关到集训队去。
集训队设在山下铺分场五队，又被称为大房间，是用篱笆围起的一所农村房子， 房中共有三间较大的房间。这其实是个大型的禁闭室，专用来关逃跑的人的。 那时农场里逃跑的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谋生有道的小青年。他们逃出农场， 到处流窜。有时被捕了，便被送了回来。这样关在大房间里一则自由比在场员 队小，不易逃跑，二则仍能出工劳动。
我那天被送去时，大房间里只有一个病号，其他人出工还未回来。这个病号名 叫孙涌霖，还不满二十岁。我问他是为什么被劳教的。他说
“因为白相（32）。”
“怎么样白相会被劳动教养呢？”
“在溜冰场门口冒充有钱人吃吃豆腐（33），就被户籍警捉来了。”
“怎么样冒充有钱人呢？”
“我喜欢站在溜冰场门口，脚抖抖，啃啃大头菜。”
这话使我大为诧异，不禁更问道“啃大头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可以冒充啃鸭肫肝。”
谈了一会，他帮着我把铺盖打开。在对着门的地方有一个用土坯拦住的范围， 范围内铺有稻草，其上已有了两张铺。我便在旁边将铺盖铺好。不一会儿，大 伙收工回来。有人便和我打招呼。又看到有几个人跑了出去，在院子里商量什 么事。不久，有个人便进来对我说话了，先是寒喧一阵，接着言归正传，说晚 上要和我合被子睡觉。我说这可不行，我不习惯和人合睡一条被子。他马上露 出了凶相和我吵了起来，并且扬起拳头、摆起打架的阵势。我当然也做好应战 的架势。这时，大房间的笼头（34）过来劝架了，他假装听了一番我们的陈述， 然后貌似公正地批评我说
“大家都是苦兄，理应相互帮助嘛。”
我马上回答道“不错，理应相互帮助。但是我今天初来乍到，有这么多人没被子， 我也得看看谁好谁坏，看看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再说冤有头、债有主。你不 去找使你们没被盖的人，却欺负我新来的苦兄，是何道理？”
我一副拳大臂粗的样子，又说得对方无话可答。紧张的空气马上变得沉闷起来。 那笼头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原是个专业足球队员，在体委任职，却挂名在大中华 橡胶厂，算是个工人队的队员。他是因为偷废足球而被劳动教养的，能说会道， 一般说来也通情达理，所以在大房间很有威信。晚饭后，他带头唱起了电影流浪 者里的插曲，气氛立刻活跃起来。他们说这是集训队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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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海方言，意为玩耍。 33 上海方言，意为与女人调情。 34 笼中之头，指犯人中比较能镇得住大伙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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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篱笆外就有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俩是我在涛城分场时的朋友， 我曾帮过其中一个人一点小忙。他们也曾在大房间关过，由于他们打了招呼， 我的处境才缓和了。后来我才得知，那天这些人既说不过我，又未打成架，原 打算第二天偷盗我的眼镜以给我个下马威的。不过比较起来那天干部给的下马 威却要更有趣得多。
管理集训队的干部是杨队长，人很和气，讲道理，是白茅岭难得的好干部。在 工地上他并不多管。倒是一个外号胖头鱼的看门场员喜欢无事生非，这种情况 到处可见，真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也。我们那天的劳动是补收花生， 工地较分散。我和孙涌霖搭挡，我拿钉耙在前，他则在后蹲着捡。不一会，打 老远跑来一个干部，走到跟前，盯着我们看。半晌不开口，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