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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都改变了，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他大力招揽“海龟”，抓人才。
开始的时候，他的手下还不明白个中奥妙，很久之后，谜底才揭开。袁世凯是在“养士”。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俗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袁的“养士”，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后来，他真的做成了这笔大生意。
袁世凯曾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他的不臣之心。最后，大清完了。
袁世凯，这个具有着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的枭雄，到底不是大清的救命稻草。
第41节：气度决定了格局
（六）气度决定了格局
袁世凯在今后的日子里，牛气烘烘的根本在于拥有最精锐的六镇北洋军，并且，全部都是他的心腹掌管的，朝廷根本就调动不了。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大清的选择。是跟革命党死磕，还是另谋企图？这时的袁世凯，显现了枭雄的气度和眼界。他想的是最高政权。袁世凯玩起了“两头敲（敲诈清室和革命党）”来夺取权力。
他先是暗示清朝政府和革命军队谈判，然后他私下和革命军队谈判，就是现在教科书上说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要让革命军承认他当总统。其实在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除了袁世凯，中国有哪个人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当一切都谈拢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回绝了手下的馊主意，决定了“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他给了清朝王室优厚的经济待遇，进行了赎买，有效地安抚了清朝满族上层的情绪，毕竟人家已经统治过中国二百多年，影响还是有的。而钱，对于老袁是算不得什么的。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虚伪也好，说他为人大度也好，不可否认的是，袁的这一“气度”，让中国的近代史减少了许多血腥杀伐的暴戾气息。
袁世凯的气度，不管是真有这份涵养，还是一种投机，反正是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在上台后，他也屡屡表现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不少人对未称帝时的老袁印象很好。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素以狂狷著称，曾拿袁世凯所颁的勋章当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把袁世凯骂得狗血淋头。这要换成别人，早就派手下收拾他了，但袁世凯竟没有这样做，而是忍了，而且也没有秋后算账。这件趣闻，大家是当章太炎的名士派头来津津乐道的，却忽视了老袁的不俗表现。
无独有偶，史学大师王辏г耍痹揽幢僖芰资保鋈蛟募勐耄υ诘腔翱悍苤械脑揽笙补犊鹩Γ⑶蚁雀妒逋虻亩ń稹＝峁被实鄣氖旅怀桑蹶＇运自然也没帮上忙，但他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就派自己的老仆周妈来北京找老袁要账。袁世凯此时心情很糟，当然不愿意给钱了，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拒绝了。周妈却不肯，很有韧性地纠缠起来，天天到袁府闹事，话讲得难听。事情闹得很僵，影响也很恶劣。袁忍无可忍了，就派手下吓唬这位讨债的，老太太见此，更怒了，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大骂。袁枭雄居然又忍了，把周妈请进家里，管吃管喝管玩，本想以此来收买周妈，但周妈吃也吃，喝也喝，却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也都是当笑话看，取笑老袁的尴尬与郁闷。其实也不然，要是换成别的军阀，哪有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脑袋搬家了。
至于宋教仁一案，与袁的关系也很扑朔迷离。“不是手底下的故意自为，就是会错了袁意。宋教仁曾被认做袁党，袁也一度想把总理一印交掌宋氏。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态度，不过是蒋介石对林彪或者周恩来的态度，最多是恨不为己所用罢了，下杀心恐怕还差点直接证据，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可孙中山一怒就兴兵讨伐，且不说不符合民国制度，开了后来混战之乱局，实在让人郁闷。”（燕三飞《袁世凯宋教仁们的一点是是非非》）
“宋教仁到死也没怀疑到袁世凯头上，死前写下信札一封，寄给了袁世凯，信中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原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民立报》，转载自唐德刚《袁氏当国》）
袁世凯是与曾国藩截然不同的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最终却能成就曾国藩未能成就的事业，并且在晚清的汉臣中，以他的文凭、背景，能做到这一地步的，是绝无仅有了。
看来，老袁能做大做强，形成天下之优势格局，在于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这也是一种强势的策略。袁世凯的才能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也就不能在那个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崛起。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
引袁世凯自己写的一首诗为本章作结：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第42节：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第八章
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