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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司令船上，在左右水军的眼皮底下，毅然投入水中。估计投水之前还要做一番秀，诸如急得跳脚（史书上说），将众人引到自己身边，让众人知道自己的急切心情和投水目的之后，跳入水中。那么多会水的小弟就在身边，他作为主帅跳入水中死得了吗？他要真的想死，有一百种一千种办法，诸如半夜用匕首抹抹脖子，先弄根绳挂树上再把自己挂上去；最不济也可以在众人面前突然撞墙而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估计大家都拦不住。可是他偏偏总是选死不了的死法，呵呵，可见没诚意。难怪左宗棠总是骂曾国藩是伪君子。
就算是他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也不要紧，人家毕竟很快振作起来了。七月，曾英雄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十月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四十四岁的曾省长春风得意。此时是曾盛洪衰。
可这省长只当了七天，皇上就改了主意，收回了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四十四岁的曾部长一定感到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曾部长迅速调整情绪，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十二月，攻陷了田家镇。战果赫赫的曾部长还没来得及写完年度工作总结，事儿又变了，变成了洪盛曾衰。
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洪天王的手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部长的座船也被抢走，书信、电报、手稿、文件，等等，全赔进去了。曾部长又怒了，只是这次没了船，不能表演跳水秀。但，到处都是舞台，关键在于演技。当时，部长找来一匹马，要冲过去跟敌人拼命。最后，当然是去不成了，部下会拉住冲动的部长。以往看战争片，都是部下冲动得要去拼命，理智的首长往往充当刹车，到曾氏集团却反过来了。
我读史读到这里，就知道曾国藩必成大事！因为他表演冲动秀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则可以开脱自己的罪责，老子都要自杀了必然是尽力了，谁还好意思对老子的失败说三道四？二则可以激励士气，做老大的都这么勇猛，当小弟的好意思软吗？当然，其他好处各位还可以补充。
虽说洪天王主观上是不让曾部长发迹的，并刀枪相见地制止，但是客观上，还是带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的确，只要洪天王的生意还在，曾部长总能搞来财政拨款。
也正是在与洪氏集团的此消彼长中，曾氏集团慢慢地做大了。
终于，翻身的机会来了。半年后，洪天王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总闹崩了，天王发小弟去砍了杨副总全家。灭门惨案后，又在军内揪了一小撮。结果，太平军元气大伤，令亲者痛，仇者快。
曾部长当然高兴了，比学赶超的机会终于来了。两个月后，他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又是成绩斐然。
没隔多久，部长的老父逝世。依照惯例和政策要求，部长得回家待几年。此后几年，都是李续宾、胡林翼和曾国华主持工作，再后来，李鸿章、左宗棠也登上历史舞台了。
三年后，守孝完毕的曾部长重出江湖，在洋人的配合下，最终结束了和洪天王的“共同富裕”局面，一军独大了。但与此同时，洪天王灭亡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
第3节：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三）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从南方战场上凯旋的曾偶像，的确是战功彪炳，声势赫赫，手下良将如云，谋士成群，帐中雄兵数十万，且占据七省地盘，整个南方也由“洪”改姓“曾”了。曾偶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的海拔，很多人认为几近皇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曾偶像只要扫除了道德障碍，完全可以问鼎紫禁城。
那么，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具备与满人叫板的底牌，改由自己来坐庄了？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是万事俱备，只需一阵东风，便可翻云覆雨，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善良的人们解释道，儒家讲究“忠恕”。
从忠的角度，他是一个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深入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实践者。他的日常言行及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军队的训练，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实践者的坚强一面。
从恕的角度，太平天国大乱甫定，有点社会威望的人，谁也不好意思令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十四年的残酷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而且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这个大局，作为偶像级人物的曾国藩，不能不顾及。且他做人一贯讲究“以盈满为戒”，让朝廷忌讳的事他是不干的，所以洪杨一平，曾国藩就自请裁撤湘军。
这种解释，令长相并不耐看的曾偶像变得含情脉脉、可亲可敬了。
遗憾的是，这种解释仍只是推测，谁也没办法去了解一个官场老手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相信王侯将相“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比如陈胜、黄巢、李自成，等等，《水浒》里的李逵也是敢于拿着板斧去东京夺鸟位的。那么，果真是曾偶像心软不忍吗？非也。曾剃头的外号可不是白送的。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推测，那就是由于曾偶像对成功毫无把握。
曾偶像虽然一军独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关系已经恶化，湘军失去一张巨擘；然后郭嵩焘、左宗棠又相互交恶，决策层之间出现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清廷排挤曾国荃，敲山震虎；军事力量上又受损。李鸿章等势力集团未必会起来响应。他们虽不如曾氏集团强大，可毕竟是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集团了，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为别人火中取栗。何况，李鸿章决非省油的灯。
李鸿章虽然是门生，却也是一个颇有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战争期间，他溜回老家安徽为自己做打算，仿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治军模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淮军。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淮军在上海等地连战连捷，势力猛增，且军事配备强于湘军，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偶像若是起兵反水，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可以道貌岸然，可以声色俱厉，不顾师生之情，领兵剿灭“湘寇”，既可以向清王朝邀功请赏，又消除了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第4节：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