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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此后，一九八三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经过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1
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惯例，出席者的名单，在会议记录上可以查到。遵义会议是有会议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作记录。可惜，遵义会议的记录，迄今未曾见到。从会议记录上，不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单，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发言。会议记录是最为重要的原始文献。其实，遵义会议的记录不止一份！除了邓小平所记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好几位会议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随手记录。内中，博古便是一个，因为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在遵义会议上他受到尖锐的批判，也就随手记下了别人的发言。笔者在采访博古亲属时，他们说及博古的笔记本曾保存在亲属手中。在“文革”中，他们作为博古亲属受到猛烈的冲击，就把笔记本烧掉了。从此，已经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贵的博古所记遵义会议记录，化为灰烬，失去了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内中的一句话，解开了关于出席者的历史之谜：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根据这一句话，就可以准确地考证出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五人不在遵义；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心脏剧痛、吐血不止，病逝于瑞金，终年仅二十六岁。剩下的六人，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即：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其中关向应不在遵义，因此出席遵义会议的是四人，即：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陈云手稿中提及的“林、聂、彭、杨”，即：
林彪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陈云手稿中还提及“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即：
李卓然五军团政治委员。
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员。
以上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两人列席会议：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这样，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增至十九人。
在这十九人之外，还有一位出席者，即邓小平。
本书作者在遵义及贵阳，查找有关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资料。最早见诸报刊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一开头就写道：本月三日（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引者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非比寻常。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同志来参观纪念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对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同志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陈列室，杨尚昆同志告诉纪念馆的负责人孔（宪）全同志：“这里是当时的作战室。”穿过陈列室，踏上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同志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的摆设样子，使他立刻想到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在狭窄的职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此文后来又稍作补充，刊载于贵州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山花》文学月刊，内容差不多。此后不久，周恩来证实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关于周恩来的回忆，是杨尚昆谈及的。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阎景堂在侧作陪。阎景堂问及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情况，杨尚昆作了答复。阎景堂如此记述：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2
杨尚昆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同志接着说：“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小平同志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这是肯定的。”《陆友山、阎景堂同志在“遵义会议问题”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云的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可能和没有提及伍修权一样，一个是会议的记录，一个是会议的翻译。
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最初定为“《红星》报主编”。《红星》报是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作为“邓、毛、谢、古”之一在挨批判后，被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去编《红星》报。在中央苏区，《红星》报石印，每期印一万七千多份。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权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写及：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此职。他在一九二七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途中，再次担任此职——这时，他的前任是邓颖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一九八四年，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邓小平”条目时，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邓小平说这么一来，他不是伍修权所说“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他是一九三四年底开始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五百三十八页“邓小平”条：“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这一条目先是在《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又在《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刊载。条目经邓小平本人审定，是会议前已担任此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析，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他的前任邓颖超和继任者刘英都证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因为陈云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所以关于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及其当时职务的考证，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然而，经过考证，邓小平终于可以列上遵义会议的第二十位出席者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其原因是出于这样的推理：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及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会议，那么作为五军团军团长的董振堂势必也出席会议。然而，陈云手稿中只提到“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出席会议，没有提到军团长董振堂——倘若他出席会议的话，陈云手稿中是绝不会遗漏的。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会议还有以下重要依据：
第一，周恩来的电报只发给“卓然、少奇”，没有发给董振堂。
第二，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都指名给董振堂，表明他会议期间在前线。
第三，陈云对此作出解释，“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批复》，《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这样，董振堂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得以确证。另外，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