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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元璋：大杀功臣之谜
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做了大元帝国的第十二任皇帝，史称元文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孤庄村旁的一间破旧的二郎庙里，朱陈氏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重八。
朱重八的高祖，朱百六；朱重八的曾祖，朱四九；朱重八的祖父，朱初一；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
——历数其高、曾、祖、考，不曾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可见，他祖祖辈辈，确乎是贫困得无以复加，挣扎在生存线上，浮沉于社会底层，不识温饱，不沾文墨，更不曾有过序齿列班的非分之想……然而，就是这个娃娃，后来却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一个叫贪官污吏、功臣勋旧乃至于硕儒巨擘们胆战心惊、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杀人魔王。
牧童，沙弥，皇帝
少小的朱元璋是不幸的。他上面有一群哥哥、姐姐，勉强读了几个月的私塾之后，他就开始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仅存的二哥决定外出逃荒，便把这个尚未成年的弟弟交给了皇觉寺，让他出家做沙弥，这样，他就可以吃上一碗活命的斋粥。这一年，朱元璋才十六岁。
不过，饥荒和瘟疫并没有绕过寺庙，五十天之后，皇觉寺也几近断炊，僧众纷纷逃离，住持高彬法师给了他一领袈裟、一只钵盂，对他说：“孩子，寺里无法养活你了，你也出门化缘去吧。”
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就这样，这个披着袈裟的小叫花子，南下合肥，西入河南，北上汝州、陈州，东向亳州、颍州，四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皇觉寺。
对于这段难忘的历程，他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回顾：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皇陵碑》）
这时候，反元义兵四起，六根未净的朱元璋蠢蠢欲动，他在伽蓝神前祷告：卜逃，不利；卜守，不利；卜“举大事”，大吉。于是他脱掉袈裟，直奔割据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当上了一名最低等级的兵头，官为“九夫长”。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他作战勇敢，仪表堂堂，更重要的是他心有机谋，每战必胜，很快就获得了郭子兴的青睐，郭子兴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他一跃而成为郭子兴的嫡系亲信，乘龙快婿。
不过，朱元璋并非久居人下之辈，他打着郭子兴的旗号另立新军，创建了自己的人马和地盘。
1354年，下滁州。1355年，诱斩陈野先，下采石矶、溧水、溧阳、句容、芜湖。1356年，攻占金陵（元代称集庆路），把这块虎踞龙盘之地改名为“应天府”。这时候，郭子兴已死，朱元璋自称“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
1363年，灭劲敌陈友谅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箭而死。
1367年，灭劲敌张士诚于平江，张士诚被俘自缢身亡。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帝，改国号为“大明”。
朱元璋的成功之道
元末灾变，群雄四起，刘福通、芝麻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还有方国珍、陈友定等等，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虎视眈眈，逐鹿中原。十几年的南征北战，终于让朱元璋这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小沙弥，跃上了权力的顶峰！
时乎？命乎？——人们对朱元璋的成功之道进行了许多有趣的探讨。
有人说，他出身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他的部下攻城略地之后，不妄杀，不掳掠，大得民心。自古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说，他从士兵、九夫长做起，直到元帅，深谙行伍之道，既有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又有坚毅果敢的人格魅力，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
还有人说，成功的英雄后面总有一位坚强的女性，站在他后面的就是在民间广有盛誉的马皇后马大脚。马皇后有胆有识，深明大义，不只在危难中每见真情，而且在团结将士、调协君臣关系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仅是以上几点，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朱元璋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他善于网罗人才，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他们为夺取江山立下了赫赫功勋。特别是出生于濠州、凤阳一带的朱元璋的同乡们，更是对他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出生入死，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
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论功行赏，这些人理所当然得到了高官厚禄。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在朱元璋的家乡人中，封国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朱元璋除赏赐他们大量土地外，还颁有可以免死几次的铁券。其余在府、部、司、院中任要职者不计其数。这些人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姻亲相连、威风显赫的权势集团，人们称之为“淮西帮”。
但是，好景不长，从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短短的十四年中，朱元璋大开杀戒，把所有的开国元勋、文武耆旧几乎杀了个精光。“淮西帮”土崩瓦解！
大屠杀，大灭绝，冤毒惨戚，叫后世读史者拍案惊奇，欷？#91；不已！人们不禁要问：是杀人者本性邪恶、忘恩负义、自食其言呢，还被杀者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胡惟庸之死
第一个用来开刀的是胡惟庸。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奔朱元璋，从最低的元帅府奏参做起，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少卿。洪武三年（1370），因姻亲关系而受到李善长的提携，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颇得朱元璋宠信，常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
胡惟庸聪明绝顶，但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
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向朱元璋作了汇报。胡惟庸则唆使他的喽啰反告徐达，把事情搅成一团浑水。
这一切，朱元璋也看在眼里，仍是不动声色。
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招摇过市，坠马，死于过路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马车夫杀掉解恨。事后，他心中惴惴不安，于是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准备了一套又一套的借口和说辞，向朱元璋诉说了他的失子之痛和悔恨之情。朱元璋仍是不动声色。半晌之后，才冷冷地说出了一句话：“杀人偿命。”
胡惟庸想用大量的金帛补偿死者以赎罪，得到的答复是“不许”。
胡惟庸冷汗淋漓，这才知道陷入了灭顶之灾。据《明史》记载，他纠集了几个铁杆哥们，打算铤而走险，但也因势单力薄而迁延。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入贡，胡惟庸竟隐匿不报。这件事被朱元璋察觉了，在他的追问之下，中书省把责任推给礼部，礼部则把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大怒，拘押了所有官员，穷追主事者，立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随后赐死。胡惟庸的好日子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经廷审，也攀连到了涂节。涂节是首告，本可免死，但群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见《明史》）此次朱元璋“从谏如流”。结果，胡、陈、涂三人及其家族被诛，牵连到此案的僚属、党羽、亲朋共一万余人也先后被诛。
其中，最为无辜的是宋濂。宋濂是明初大儒，曾为太子之师，编修《元史》，其孙宋慎因有“知情不举”之嫌，便被下令拘捕、下诏狱处死。此时宋濂已年过七旬，隐居浦江，也被锦衣卫抓捕至京，幸有马皇后极力劝谏，免死，被发配茂州，死于中途的奉节。
顺藤摸瓜剿“奸党”
朱元璋并没有放下屠刀，“胡惟庸案”也没有就此了结。
五年之后，“胡惟庸案”又起，有毛响糖者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以及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与胡惟庸“通谋”，朱元璋如获至宝，先把此二人流放到崇明岛安置。
又五年，即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李善长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了当年胡惟庸谋反，曾派李存义、李佑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知情不报，因此也是个“胡党”。朱元璋早就想挖掉这根“淮西帮”的台柱子，借题发挥，以“（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问斩。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善长，也在皇帝恩赐的一条绳索下，结束了他七十七年艰难的行程。
与此同时，吉安侯陆仲亨的家奴也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爷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受此牵连的还有杨璟、朱亮祖，都是“瓜蔓抄”，被满门抄斩，直杀得血流成河，遍野血腥。
据统计，因受胡惟庸一案牵连而惨遭屠戮的达三万多人，绝大多数是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属，其中享有公、侯爵位的近二十人。
两年之后，还有一位靖宁侯叶昇因“交通胡惟庸”而被补杀。此时距胡惟庸之死已是十多年了。
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还特地颁布了一部《昭示奸党录》，把这些“奸党”的罪状、审讯过程、供词一一公布，以示他执法公正严明。
但是，死去的已经死了，无法辩驳；活着的侥幸逃得一劫，谁敢吭声？朱元璋想怎么编造，就可以怎么编造，后世的人怎能相信这些供词是真？
斩尽杀绝的蓝玉案
不过，朱元璋仍没有放下屠刀，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献揭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一场新的大屠杀又拉开了序幕。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依然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为了消除隐患，明朝边将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几次北征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洪武十一年（1378），蓝玉因参与讨平西番而晋升为永昌侯。
洪武二十一年（1389），蓝玉率军十五万北征，风餐露宿，进军千里，结果大获全胜，虏获元军官属三千，男女七万七千人，金银驼马不计其数。朱元璋喜不自禁，把他比做汉之卫青、唐之李靖，晋封为凉国公。
他为大明王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最勇猛的将领。然而功高震主，他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当他踌躇满志，请征民丁，准备讨伐“百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