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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之所以认为市政府是共犯，是因为这项议案是由市政府提出、送到议会审议的。民进党执政的台北市政府何以敢于不顾民众的利益而提出这项图利市议员的议案？这不过是利益输送的一种计谋，是权权交换与利益交换的表现。市议会以总预算审查权为要挟，暗示、授意市政府提案，再由市议会表决通过。市议员在得到好处后，市政府预算在议会自然易于通过，也不会在质询中给市政府官员难看。这显然是行政部门与议会之间的一种不正当利益交换。
台北市议会“自肥条款”一出，也让其他县市议员眼红，不顾高涨的民众反对声浪有意跟进，试图制定类似的退休酬劳金，于是“自肥条款”在岛内愈演愈烈。台湾当局在民众的压力下开始表态反对这一做法。台北市议会与市政府之间也开始互推责任。市长陈水扁此时却采取逃避办法，跑到海外“访问”，由市政府新闻处长罗文嘉出面处理，不到３０岁的罗文嘉便成了市议会炮轰的对象。罗文嘉代表市政府发表声明，指责市议员“自肥条款”是议会对市政府的“政治勒索”，是由国民党籍的市议会议长陈建治等人主导，而绝非市政府主动提案，市政府通过此案是“将计就计”。这一指责，引起市议会的更大不满，认为此案是由陈水扁主动提出。于是台北市府会之间的利益交换黑幕摊在阳光下，让被蒙骗的民众认清了台湾官场的丑行。
在排山倒海的民怨声中，在市政府与市议会激烈斗争中，台北市议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内部开始分化，民进党议员被迫举行记者会向公众道歉，国民党议员也表示要对“自肥条款”进行翻案。８月２日，台北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仅用短短五分钟时间便完成对“自肥案”的复议翻案，将通过才三天的“自肥案”退回市政府，议长陈建治代表市议会向全体市民道歉，隐居幕后的陈水扁这时也公开表示市政府的过失。这场旨在实现府会利益交换与为议员牟取私利的法案自此收场，却也让人民看透了台湾议员的真面目，竟敢在民主化发展的今天公然制定有损民众利益、图谋私利的法案。尽管这一政治丑闻涉及的不仅仅是国民党，而且还有民进党，特别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是现任市长，但民众还是将这笔政治腐败账算在了执政的国民党身上，不了解真相的民众并未过多指责陈水扁，而是更多表达了对台湾政治尤其是国民党统治腐败的不满。
其实在此之前，台湾也曾发生过民意代表“自肥案”。１９９５年，“立法委员”试图制定“退职酬劳金”，即三年任期的“立法委员”不再连任，至少可领到６９万元的退职酬劳金，而且任职越久，领得越多，最高可达８１４万元。但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一“自肥案”未能完成立法。
然而，台湾民意代表的“自肥案”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仍在继续。台湾“国民代表大会”的“自肥案”更是震动朝野，影响更为恶劣与严重。1999年９月４日，“国民代表大会”在议长苏南城的主导下，不顾全社会的抗议声浪、不顾新党的反对，三读通过“宪法”增订条文，将本届“国大代表”任期延长２年４个月，并将“立法委员”任期延长为４年。这一“扩权自肥案”的通过，引起台湾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为何这一不断遭到批评、争议颇高的议案能够通过？显然“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其受益者，不用选举就可连任两年多，不仅可节省大笔竞选经费，还可继续享受各种待遇，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在自肥“国大代表”本身的同时，也给予了“立法委员”的利益，即“立法委员”也可顺延一年任期。其实这不过是结成更大的利益联盟，以防止“立法委员”反对声音。
有评论指出，“此一修宪延任案，根本就和改革、理想无关，说穿了是一群贪婪腐败的国代们，配合李登辉‘制宪’三部曲的剧本，演出集荒诞、狂想于一炉的超大型政治闹剧，而李登辉给他们的片酬是延长任期２年４个月的５００万元薪资”。
在民众强烈的一致反对声中，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表示对延任案“痛心”与反对，并“弃车保帅”，开除了“议长”苏南成的党职。苏南成的不分区“国大代表”、“议长”与国民党中常委一个个光环顿时丧失。民进党在此一延任案中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以反黑金、追求民主进步的民进党是这次扩权自肥案的帮凶，从初期反对到后来极力支持，并以“制宪”、“修法”来合理化其自肥行为。
权势阶层以权谋私（2）
这一“扩权自肥案”再次显示了台湾民主政治美丽词汇下的丑行及其国民党、民进党与议员之间的共犯结构。２０００年新年开始，台湾又演出一场民意代表“自肥案”的丑剧。在岛内“总统”大选举前，国民党与民进党合作在“立法院”审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草案》。
国民党与民进党在这时候审议这一旨在提高民意代表薪水的草案，显然有拉票、买票的用意。在当日的审议过程中，新党议员认为这是为“总统”选举量身定做的“绑桩条款”（即稳定选举的地方基层力量），全力反对。然而，在会场，新党议员却不断遭到国民党“立法委员”与来自四面八方地方民意代表的责骂或威胁。国民党“立法院”工作会主委曾永权更公开表示，让民众睁大眼，看谁反对法案，以示威胁。地方民意代表对新党更是不满，秩序一度混乱，警方不得不出面制止。由于部分民进党“立法委员”突然在最后时刻离席，因法定人数不过半，未能二读通过。
然而，几天之后，尽管有新党的强烈反对，但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共同勾结下，这一法案还是在１月１１日三读通过。各县市议员、乡镇市民意代表年薪与村里长补助费普遍提高。县市议会议员的年薪（包括研究费、特别费等其他补助费）将从现行的平均１５１万元调为１８２万元；县市议长年薪由２３３万元调高为２４４万元；乡镇市民意代表年薪平均由４９万元大幅提升至７１万元；乡镇市代表会主席年薪由８５万元调高为１５６万元；村里长年薪由４１万元调高为５４万元。未来每年地方民意代表薪水与村里长补助费等总支出将从现在的４４亿元增为７０亿元，增加财政支出２６亿元。尽管台北市与高雄市两市议员薪水相对下降，但在民众看来其待遇仍极为偏高。
这些获得直接利益的地方民意代表与村里长对此表示欢迎，认为合理。然而，民众却有不同看法。一位家庭主妇表示，“这根本就是选举绑桩，这些民意代表、村里长出来选举时口口声声都说是为民服务，当选后却是另一副嘴脸。”一位中小企业主则讲，“肥了民意代表、村里长，却糟蹋了纳税人的血汗钱。”“总统”独立参选人许信良表示，国民党、民进党在没有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合作三读通过这一条例明显是为了选举绑桩固票，将使地方派系益加巩固，黑金政治更为严重。
高官高薪厚禄（1）
台湾权势阶层中的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收入之高，拥有财富之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相比的。其中有多少是合法合理的，有多少是非法得来的，无法得知。但许多民意代表与官员财富来源不明，经常受到外界的质疑却是事实。
台湾行政官员的薪水收入偏高，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与广泛争议。早在１９９３年，台湾《商业周刊》就揭露了台湾各级行政首长薪资偏高的不合理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这并没有影响官员薪资的不断增加。１９９７年，台湾“总统”的月薪（不计特支费）为８２２万元，“副总统”６１７万元，“五院院长”与“总统府”秘书长为２７３万元，副院长为１７７万元，部长为１５８万元，政务次长为１４万元，常务次长１２３万元。与发达国家国民所负担的政府首长薪资比较，台湾民众的负担远高于美国与日本。有人计算，台湾“总统”李登辉的直接薪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两倍；若按国民所得比较计算，台湾人民的负担则是美国人的４８倍。以１９９６年为例，台湾“总统”的年薪为１０７６万元新台币，远高于美国总统５５０万元新台币、日本内阁总理６６０万元新台币、法国总统２７６万元新台币与英国首相２３０万元新台币的水准。
台湾这些行政首长除正常的薪水外，还有其他补贴与费用。尤其是“特别费”或“特支费”成为台湾官场一种特权。不仅各级民意代表与行政官员有特别费，就是学校校长与公立医院院长等也有特别费。目前一年政府的特别预算高达五六亿元，一次领取，全部免税，其中有一半不必有报销单据，可以说“随便使用”。民意代表与官员的各种兼职灰色收入与不正当收入，不亚于合法取得的收入，因此台湾的权势阶层大多富有，拥有巨额财富或豪宅的官员十分普遍。
１９９５年初，台湾《时报周刊》记者对台湾２１个县市４２位议长、副议长的财力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据资料显示，在４２位议长、副议长中，有３６位议长、副议长拥有土地６６６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人拥有数十处土地，其中南投县议长郑文铜以拥有６８笔土地居冠，堪称“大地主”。以土地面积来看，云林县副县长陈国益拥有近８万平方米的土地，独占鳌头。在寸土寸金的台湾，这些土地都是一笔巨额财富，且还会不断增值。这４２位正、副议长的存款总额（按其公布的财产计算，不包括其家属名义下的财产）总计达１７亿多元新台币，其中台北县议长许再恩与高雄县议长吴鹤松的个人存款均在２000万元新台币以上。另有２７位正、副议长名下有企业，其中大多与投资、建筑或营建有关。
这些民意代表本身的薪水待遇已相当高，如台北市与高雄市议员在调薪前，１年薪资收入超过６００万元新台币，议长年收入超过８５０万元新台币。这些民意代表除薪资外，各种补助费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据统计，“立法委员”除了相当于各部长级近200万元新台币的年薪外，还包括年终奖金２4万元、出国考察费２０万元，法令研究费１０万元、电话费１２万元等，总计约达１２０多万元。即使如此，这些民意代表还不满足，不时提出加薪主张的“自肥条款”。
这些民意代表还有其他变相的收入。按规定，“立法委员”可有四位公费助理，每位助理薪俸年资为２４万元及数目不小的奖金，而这些钱也大多流入“立法委员”自己的口袋里。原来，这些助理大多是“立法委员”的家属与亲戚，如太太、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而那些不分区“立法委员”（不参加直选，按政党比例分配的名额）一般不问政，也不必聘助理，而助理费照拿。因此，有人估计，一个“立法委员”的年收入可能接近2000万元。
“立法委员”的其他灰色利益与收入就更大，是无法估算的。当然也不是人人有份，那些政商关系良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