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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内容是减少省籍矛盾的负面影响。台湾存在省籍矛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是岛民心理，极易有被冷落的感觉；二是移民背景，容易有反抗的心理；三是历史因素，在日本殖民统治下50年的不平等生活经历；四是政治因素，国民党严重侵犯台湾同胞的权利。蒋经国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把重用台籍人士、开始国民党政权“本土化”，作为“革新保台”的一个重要内容。蒋经国重用台籍人士，在统治和用人方式上的突破，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与台湾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演变史上，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项内容是清除“官场歪风”。蒋经国认为台湾官场流行“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利用特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提出“各级政府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不举行任何典礼仪式、到海外考察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禁止公款吃请、行政官员不得进出娱乐场所、提高办公效率”等“十项革新要求”、“八点政治和社会革新计划”、“行政机关推行四大公开实施纲领”等方案，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查处“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正谊、“高雄市市长”杨金虎等重大贪污案。
蒋经国“新政”（2）
确切地说，蒋经国的“新政”并非坏事，但在陋习太深的台湾政坛，弊政难以根除，致使行政革新的动机与效果相差太大。
与蒋经国“新政”同时相伴的是社会议政运动的兴起。岛内社会议政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钓鱼岛事件”。1971年6月17日，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共有8个小岛组成、面积为6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归还日本。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引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和政府强烈抗议这一无耻行径。台湾当局也让“外交部”出面，指出钓鱼岛属于中国。
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在美国和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保钓委员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保卫祖国领土。
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大学》杂志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号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学》杂志的呼吁在大学校园首先得到响应，大学生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政治冲击波。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台湾人民掀起保钓爱国运动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组织过“民族主义座谈会”，为大陆宣传统战。
一批以新生代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调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运动，酝酿、发动第二次为社会政治改革造舆论的高潮。1975年8月，张俊宏任总编辑、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为社长、姚嘉文为法律顾问的《台湾政论》创刊。他们顶住政治高压，以此为阵地展开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很快在台北和全岛得到响应。不久，台湾当局见《台湾政论》发表的直接点名批评蒋经国、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吁，立即下手。当局的结论是《台湾政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杂志被查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对党外运动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许多社会议政积极分子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政治反对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政治反对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政治反对派，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中坜事件”的爆发（1）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二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1318个职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