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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虽逝，风物尚存。
请看下部《绝代双骄》。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光正史部分，就有“二十四史”之多。有意思的是，这二十四史中，以南北朝史书为最多：南朝部分，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朝部分，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的志的部分兼顾南北，《晋书》的载记部分，则对北朝历史也略有涉及。这样算起来，将近一半的正史，都与南北朝历史有关，虽则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两百年，抵不上汉、唐、宋、明、清中的任何一个大王朝。
如此看来，若要全面了解和研究南北朝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缺乏。由于以上这些史书出于多家之手，历史年代和事件多有重叠，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就可能会有出入。我在写作《元嘉之治》的过程中，需要博采各家之言，于是也注意到了许多值得一谈的地方。
南朝史的头两本——《宋书》和《南齐书》成于萧梁时期，北朝史中的《魏书》，则出自北齐史官魏收之手，换句话说，这三本史书是作于南北朝时期的。而其他的六本，都完成于初唐时期。
按理说，成书越早的史书，其参考的资料就应该越可靠，而且，南朝人写南朝史，北朝人写北朝史，应该说可信度也会比较高些。可是有个问题却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代的史官一向就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越是离历史年代近的作者，由于涉及到统治者的限制，常常会使用曲笔来回避或改写统治者不光彩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某个事件是出于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之手，可信度反而会更高；换句话说，别国史官笔下的内政之事，虽有道听途说之嫌，却也颇有史料价值。
唐代史家李延寿的《北史》、《南史》是收集了其他各南北朝史料而编撰成的两本史书，其初衷不过是要改正南北各朝史书失实之处。由于出自一人之手，中间的矛盾之处自然会比较少。可惜李延寿考异的过程，却没有记录下来，这是一大遗憾，我们无法知道李氏是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史料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有专门的“考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史学家们是怎么考究和分析相异的历史资料的，然而宋代毕竟离南北朝结束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开始缺失；《通鉴》叙述南北朝历史的确有条不紊、行文精彩，但其可信度依然大打折扣。
回到早期的三部正史中。《宋书》和《南齐书》有专门写北朝历史或者说北魏历史的篇章，即《索虏传》（《宋书》）和《魏虏传》（《南齐书》），主要叙述北魏各帝的情况以及南北两朝之间的交往与战争；同样，《魏书》中也有专门写南朝历史的篇章，即《岛夷传》，涵盖的时间从南朝宋起，到南朝梁简文帝止。
《魏书》的本纪部分叙述很详尽，一直从拓跋氏的远祖讲起，但大多不可考，仅仅是些符号而已。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的国君，名字大多是两三个字，甚至更长，从拓跋珪以下，国君基本都是单字，极个别的双字，比如孝庄帝元子攸。我的观点是，拓跋珪以前各国君的名字，取的是鲜卑语的汉语音译，而拓跋珪以后的各国君名字，则多半是后来起的汉语名，故而以单字为多。这些国君的鲜卑语名字，没有在《魏书》中保留下来，但却在《宋书》等南朝史籍中有所保留。
《宋书·索虏传》所叙述的北魏各帝，大多既有名，又有字，这些字又非常古怪，不像普通汉人常有的双字，而更像是个毫无含义的发音。事实上，这些字就是这些皇帝的小名，或者说，是鲜卑语的汉语音译。
我们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宋书》中他的名字叫开（音近于珪），而字是涉珪，《南齐书》作涉圭，同音异字而已。从这里可以推断，拓跋珪的这个名字“珪”，很可能是从他的鲜卑语名字中转变而来的，他的名字，很可能发作“skwei”一类的音。明元帝拓跋嗣，在《宋书》中字木末，这个名字，与西秦的最后一任国君乞伏暮末同音，由此再次验证这个字就是鲜卑语的名字。
由此我们可以排出北魏各帝的汉语名字和鲜卑语名字，像拓跋焘众所周知的小名“佛狸”其实就是他的鲜卑语名字的发音。
谥号汉语名 鲜卑语名
道武帝珪 涉圭
明元帝嗣 木末
太武帝焘 佛狸
景穆帝晃 天真
文成帝濬 乌雷［直勤］
献文帝弘 第豆胤（《宋书》）/万民（《南齐书》）
以下的孝文帝元宏就进入南齐时期，并且不见有字传世了。
魏、宋两家的起源，南北史书也有分歧。比如北魏拓跋氏，《魏书》的说法是大鲜卑山的鲜卑人，而《宋书》和《南齐书》的说法是匈奴的一种，《宋书》更具体地指出是汉朝将军李陵投降匈奴后留下的后代。从语言上来看，拓跋氏的鲜卑语与匈奴语或者其他胡语差别较大，而接近鲜卑的其他各支，比如前面拓跋嗣与乞伏暮末名字的例子。说拓跋氏是匈奴人的后代，似乎有些经不起推敲。
关于南朝皇帝刘裕的家庭出身，同样有出入：《宋书》上说是刘交的后代，年代也过于遥远，无法考究。《魏书》的“其先不知所出”，则更为可信。
拓跋珪的祖父拓跋什翼犍，是《魏书》中的昭成皇帝。《魏书·昭成子孙列传》说得很清楚，苻坚征代，拓跋什翼犍死于其子寔君之手。而《宋书·索虏传》呢，则说拓跋什翼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实际上是投降了前秦，后来因为表现不错，而被遣返回国，死在漠北。这段叙述，有《晋书·苻坚载记》做旁证，《魏书》此处是曲笔。
关于拓跋珪的结局，也有两种说法，分别出自《魏书·清河王传》和《宋书·索虏传》，《资治通鉴》取了前一种，在我看来，尚待商榷。按照《索虏传》的说法，拓跋珪晚年性情暴虐，有个巫师预言拓跋珪将遭横祸，只有“诛清河，杀万人”，才可以免灾。拓跋珪相信了这一预言，便下令屠杀清河郡的老百姓，杀满一万名为止，可谓残暴到了极点。拓跋珪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与他的爱妾万人私通，拓跋珪有所觉察。拓跋绍害怕，便与万人密谋，乘着万人单独伺候拓跋珪时，拓跋绍潜入殿中，杀死了拓跋珪。拓跋珪临死之前，幡然醒悟，说：“原来那个‘清河’、‘万人’，说得是你们俩啊！”
相比之下，《魏书》和《通鉴》的说法的确值得怀疑，因为里面提及清河王拓跋绍杀害拓跋珪，为的是救出自己的生母贺氏，可是杀死拓跋珪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啊，如果真是通奸事泄，则比较容易理解。我的推测是，《魏书》为了掩盖拓跋珪的屠杀行径，可能在这里也使用了曲笔。当然，拓跋珪具体是否真的屠尽了清河一郡，或者是残杀无辜以凑数，我们已很难知道详情了。
读史，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既可能从古人旧事中发掘出人生的感悟，又可能从沧桑兴亡中体会到历史的失落。然而，历史，永远不会只有一种；历史，也永远不会只有一张面目。在本篇中，我们就拿史书的资料做个轻松一点的“游戏”。
魏收在拓跋鲜卑的国史《魏书》中，对于孝文帝改革汉制之前的鲜卑人名，大多根据姓氏改革的原则进行了修改，也就是使用了所谓的雅名（汉语姓名）。换而言之，在本书中我们所提到的早期鲜卑人的姓名，很多并不是他们的原名，至少在当时，旁人并不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那么，我们就不免好奇，这些鲜卑人当初的名字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给出了北魏皇帝们的本来名姓，对其他的北魏人物，我们是否能够还以本来名姓呢？答案是，我们能。
我们手中的第一样工具是《魏书·官氏志》。这篇志的最后部分介绍了孝文帝改革姓族的制度，并罗列了原鲜卑姓氏所对应的汉姓。这份资料作为我们还原鲜卑人旧名的利器，再合适不过。
《官氏志》之外，我们又有另两部同时代的正史以为佐证，那就是《宋书》和《南齐书》。《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是两篇足以与《魏书》对照阅读的传记，此外，有不少相关传记也都提到了北魏的鲜卑人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考异中曾经“抱怨”南北两朝的史书所提人名“名姓全不同”，那是因为他考证的标准非常严格；我们则可以把标准放低一点，通过两相比照，从文字中寻出蛛丝马迹，然后建立起几本史书中人名的关联。
《宋书》中第一次出现（按照年代先后）大量北魏人名的地方，应该是在卷四十八的《朱超石传》中：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
东晋的义熙十二年即公元416年，对应北魏拓跋嗣的泰常元年。我们在《魏书·太宗纪》的泰常元年的记载中找到了相关的文字：
“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
《宋书》一段中出现了四个人名，而《魏书》对应的事件中只有叔孙建一人，我们有办法把他们对应起来么？
先来看“黄门郎鹅青”，按照《宋书》记载，此人是拓跋嗣的弟弟，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从弟甚至族弟，那么这个人就应该也姓拓跋才对。但是在《魏书》的宗室诸王传中没有这样一个身份相符的人，不过在卷三十的列传中却有另一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人——娥清。果然，《娥清传》中也提到了朱超石与北魏军队的交锋：
“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还。清与长孙道生追之，至河，获其将杨丰。还，拜给事黄门侍郎。”
不仅事件相符，连官职也完全对应。唯一的出入是，《魏书》中的这个人物姓娥名清，而《宋书》中的这个人物是姓拓跋名鹅青，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魏书》本传的结尾处找到了线索：
“（清）以不急战，文通奔高丽，槛车徵，黜为门卒。遂卒于家。”
原来娥清在北魏征讨北燕的战争中，由于作战不力，导致北燕君主冯弘（即文通，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名讳而称其字）出逃高丽。娥清因此获罪受罚，成了门卒，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很有可能也失去了象征皇室的“拓跋”姓氏，不得不只称呼名字。这就是《魏书》本传中只用娥清（这个“娥”其实也不是鲜卑汉化后的汉姓，《魏书·官氏志》并不见载）来称呼他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找出了第一对人名对应关系：《魏书》的娥清对应于《宋书》的拓跋鹅青。为统一写法，我们采用《魏书》的用字，娥清的原名就是拓跋娥清。
下一个名字是“乙旃眷”，看起来似乎此人姓乙旃，名眷。我们查阅《魏书·官氏志》，知道“（北魏献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乙旃氏其实原来与拓跋同族，只不过是其叔父一支的后裔，所以在孝文帝改姓时就改成了叔孙。那么这位乙旃眷就可能是《魏书·太宗纪》中所提到的“将军叔孙建”了。《魏书·叔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