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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帝。
司马德文与白痴哥哥比起来，做皇帝要够格得多，偏偏碰上末世，纵有才能也无处发挥。刘裕立他的原因，只是因为谶语里说“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需要再立一个皇帝凑足“二帝”而已。
晋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刘裕再进一步，受封宋王。第二年，他便在中书令傅亮的协助下，迫使司马德文禅位，在建康称帝，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他开了两个先例：第一个，是残忍地杀害了禅位的前朝旧帝，这在寒门出身的他，并不算太意外，但就是这样一个恶例，一直被沿用到了五代以后，可谓害人不浅；第二个，他是第一位在建康受禅的皇帝（桓玄那样的不算），他这个皇帝没有了长安，也无法定都洛阳，成色大打折扣。所幸，他开启了南朝第一个治世局面的序幕。
偏安江南一个多世纪的东晋王朝终于灭亡了，回顾东晋的一百零五年历史，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轮流坐庄，维持着所谓“君弱臣强”的局面，司马氏的帝位反倒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中间的几番变故，包括桓玄废安帝，都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刘裕出身寒门，其背景实力远不及前面几家，最后竟能脱颖而出，取代晋帝，这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
东晋前期和中期，士族势力相当强盛，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小型的变故叛乱不可能造成大的影响。淝水之战以后，士族势力开始减弱，孙恩、卢循扰乱江南十多年，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开始大的动荡，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士族势力不再能够制衡皇权。桓玄的灭亡后，士族彻底退出一线舞台，整个国家重新回归到皇权专制，于是刘裕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建康的帝诏控制各方诸侯，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同时，由于刘裕本人出身低微，他所选择的辅佐大臣，也大多是来自寒门，这就进一步地改造了政权的内部结构。南朝四朝的开国君主都出身寒族（齐、梁两朝的萧氏情况稍复杂，见《明主昏君》），可见士族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间有十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或许是因为早年行军打仗落下一身伤病，或许是因为忽然过上安逸的宫廷生活有些不习惯，刘裕这位南朝第一帝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得重病驾崩了。他在这两年中，下了不少有利百姓的政令，比如下令减免赋税，裁减各地冗余的地方官员，改革苛刻的刑法，恢复学校与考试制度，一系列措施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晋末年南方内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急需一个宽松的环境休养生息，南方在后来的三十年间形成“元嘉之治”，刘裕开的好头功不可没。
当然，根本不鸟刘裕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五柳先生”陶渊明。士族虽然弱了，刘裕治下的官僚阶层仍然是相互倾轧、以权谋私。对官场和社会现实彻底失望的陶渊明在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愤然辞官，回乡躬耕，宁可老死户牖，不愿出山为官。在他眼里，刘裕也不过是唯利是图的小人物，不可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南宋诗人陆游对他十分赞赏和佩服，曾为之题诗：
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
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
这首诗短短二十八字，刘裕与陶渊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之道跃然纸上，陆游自己一生不得志，在此写尽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气概。
一代帝王，任人评说。“帝王最难身后事”，刘裕的身后事，也不容易。刘裕早年戎马军营，无暇生养孩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裕称帝时，一共只有七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其中头四个已经被封王，分别是长子，即太子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四子彭城王刘义康。
太子刘义符年纪轻，终日只知玩耍。刘裕身边的谢晦有些担心，就找了个机会向刘裕暗示：“陛下年岁已高，应该考虑一下万代帝业之事，此事至关重要，不可以任之非才。”
刘裕觉得有理，便反问道：“庐陵王刘义真怎么样？”
谢晦说：“让微臣去观察一下。”
刘裕心里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次子，刘义真当年若不是只身逃回，刘裕说不准还真有可能为他再度北伐。刘义真虽然打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大败仗，但总觉得自己是块料，对皇位兴趣颇高。谢晦找他谈话，他是一个劲地说，生怕谢晦不了解他。谢晦呢，对这样夸夸其谈的人显然不喜欢，也不多答话，回来向刘裕禀报说：“庐陵王德轻于才，做不了皇帝。”刘裕闻言不快，把刘义真外放到南豫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在淮河以南的部分）去做刺史，仍旧以刘义符为太子。
在战场上坚挺无比的刘裕却无法逃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临终前，刘裕指定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四位为顾命大臣，托以朝廷大事。吩咐完毕，刘裕还不放心，又屏退众大臣，叮嘱刘义符说：“檀道济这个人有些才干谋略，但终究一介武夫，没有大的志向。徐羡之、傅亮两个都是理政的人，应该不会有别的想法。唯独谢晦，几次跟着我征伐，颇懂机谋，若说有异心的，那就是此人，你需要多多防备。”刘义符拼命点头。
刘裕的这番话，就跟先前在长安对沈田子说的那番话一样，不但多余，而且贻害无穷。既然害怕谢晦造反，最好的方式就是限制他的权力，至少不能委以大任。一面要让他做顾命大臣，一面又要让太子防着他，而这个太子，又偏巧不用心且没能力，怎么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刘裕这些错误的安排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定时炸弹。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皇太子刘义符即皇位。消息传到北方，各国君主都松了一口气：刘裕这头猛虎终于死了。
刘裕称帝时，西秦乞伏炽磐、西凉李歆纷纷遣使祝贺，承认宋国宗主国的地位，甚至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的国王，都慑服于刘宋的威名，前来朝贡受封。强大的北魏也派使臣与宋通好；大夏赫连勃勃尽管没有向宋求和，但也不敢出潼关半步，乖乖地呆在关中做土皇帝。
现在没有了刘裕，北方各国自然会对南面的土地有些想法了。北魏皇帝拓跋嗣虽然才只三十出头，身体却不怎么行。与他父亲一样，拓跋嗣喜欢服用“寒食散”，导致病发频繁，精神不稳定，碰巧这时幽州等地出现了日食的异象。古代人对日食这样不太常出现的天象还是十分恐惧的，总觉得有什么灾祸会发生，拓跋嗣就问崔浩：“如今天有灾异，朕又身体不佳，万一有个好歹，我几个儿子都还年少，这可如何是好。爱卿给朕想想办法。”
崔浩答道：“陛下年富力强，只要修德重行，身体自然会安康的，那些所谓的灾异，未必都会应验，希望陛下不要相信迷信的说法，过分劳神。如若万不得已，请听微臣斗胆一言：我们魏国建国以来，一直不重视立储问题，以至于有拓跋绍之乱。现在陛下应该早立太子，在公卿中选择忠诚贤能之人做师傅，挑可以信赖的官员在他身边帮助他，早日培养他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如此一来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养天年。百年之后，国有明主，民有所望，奸佞之徒就无可乘之机了，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祸福的大事啊。如今皇长子拓跋焘，年龄十四五岁了，不但聪明，而且为人温和，立为太子，乃是天下之幸。”
拓跋嗣又向南平公长孙嵩请教，长孙嵩也认为拓跋焘既长又贤，是储君的最佳人选。拓跋嗣很高兴，就立拓跋焘为太子，命长孙嵩、奚斤、安同三人为左辅，命崔浩、穆观、丘堆三人为右弼，这几个人各有优势，共同辅佐教导太子。（拓跋嗣打仗虽然一般，但培养储君的招数就比刘裕高明得多，自己在位时就用一批忠臣重点培养，以达成君臣之间的默契和彼此信任，使得身后的政权交接比刘宋要顺利许多。如此看来，拥有一堆才高智足的大臣，还不如只有一个深谙事理的良辅。在这一点上，崔浩对于北魏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拓跋嗣处理完立储大事，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北魏泰常七年（公元422年），也就是刘裕去世当年的秋天，拓跋嗣与大臣们开始策划攻伐宋国在黄河下游所占据的洛阳、虎牢、滑台等重镇，意图一雪却月阵大败的耻辱，进而饮马江、淮。这一次崔浩持反对意见，他说：“宋魏两国，这几年一直相互通使进贡。如今刘裕不幸去世，我们若乘丧讨伐，就算打赢了名声也不好。以微臣的意思，不如派使臣去吊唁，让荆、扬一带知道我们魏国的恩泽，难道不是美事一桩么？何况刘裕新死，内部还没有什么矛盾，兵临其境，宋国必然万众一心抵抗我们。不如等一段时间，让他们君臣争权，到那时再大举讨伐，必能兵不疲劳，尽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执意要伐宋，觉得崔浩自己是汉人故意为汉人的政权说话（实际上是否如此也很明显，这个我们留待后面再说），又诘问道：“刘裕乘姚兴去世而灭了后秦，朕为何就不能乘着刘裕去世讨伐他们么？”
崔浩也不屈不挠，说：“姚兴死时，诸子相争，所以刘裕才讨伐他们，现在江南没有出类似的问题，两者没有可比性啊！”
拓跋嗣依旧不听，命司空奚斤都督军事，与将军周几、公孙表一起为前锋，率部大举南侵，这才引出了宋、魏两国之间的第一场大战。
北魏的这次南征，其目的并不是消灭宋国。北方的柔然国正值第四任可汗大檀在位，大檀自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鲜卑语“制胜”的意思），野心很大，时刻想着入侵北魏。拓跋嗣曾在神瑞元年（公元414年）给过他一次教训，但由于天降大雪而无法继续北上追击，未能消灭柔然主力。为了提防身后的强敌柔然，拓跋嗣不想把战线拉得太长，他的如意算盘是尽收淮北之地，与南朝划淮而治。
宋国则是另一番景象。新登基的小皇帝刘义符年仅十七岁，对皇帝的责任和义务还没形成一套明晰的概念呢（相比之下北方的储君拓跋焘则是十五岁就开始重点培养，后来十六岁登基并成为一代英主，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游牧民族的孩子就是早熟早慧，而且在朝气上要远甚于南朝的那些帝胄王孙）。喜欢玩就罢了，他在居父丧期间也不懂礼节，宫外是打仗还是闹事他一概不关心，只对皇家的御花园感兴趣，身边尽是些阿谀奉承的小太监，这朝政可怎么搞得好。幸亏有刘裕留下的四位旧臣主管各项大事，才不至于混乱，然而君臣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
宋国沿河的四个据点从东到西依次是础x（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虎牢和洛阳。北魏发兵之际，内部有两种战略上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先攻城，另一种认为应该先略地。以奚斤为首的武将都觉得先把城攻下来，才能逐步控制河南之地。崔浩则不以为然，他说：“南人长于守城。当初苻坚攻打襄阳，花了一年都没打下来。如今我们大兵压境，攻打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