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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来口人，逃到山里的有70多人，但去“人圈”的不多。
张兰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杀光、烧光、抢光，什么都不剩了……”
他家的房下堆着炭，如今这个村仍以烧炭为副业。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天桥峪
洪水过后沟里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行人沿着河边穿过抗日烈士纪念碑，去采访住在小天桥沟大砬篷的伊永恒家。所谓砬篷是指山上的崖石像屋檐那样伸出来一点儿，人们可以在底下避雨。
伊永恒（88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永恒
那时，我家的房子已被日军烧毁了，只得住在砬篷。那天我有事去了黑河，全家被杀死6口。其中有我父亲，我媳妇和孩子，嫂子和她的两个孩子，我父亲是被烧死的。山上的庄稼都被烧光了，我们只好又补种了苞米，唉！能少收点儿总比没有强啊，省着点儿吃吧。房子烧了，就用茅草苫上，再烧再苫。你看，当时我们就住在那边。
他指了指对面的岩石，可我没有看清他所说的砬篷在哪儿。
告别伊永恒后，我们便下山。途中碰到一个年轻人，说明来意后，他邀请我去见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伊俊江，过去也曾住过砬蓬。乡下人说路不远，其实路并不近。乘车摇摇晃晃地走了近5公里的山路后，又下车走了一段山间的羊肠小道，这才到了他的家。
伊俊江（66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俊江记得那是1943年9月11日，日军来了200多人。开始我家住在天桥峪，后来家被烧了就住进了山里的大砬篷。全家共15口人，那年我15岁。那天全家被杀的有14人，其中有父母、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两个哥哥、两个弟弟、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还有一个姨。当时我的脚中了弹，上颚也被子弹打穿。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没再理我。后来，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了出来。不久，我也被赶进了设在靳杖子的“人圈”，一个月后我又逃回到山上。
他撩起裤腿儿，让我看了看他脚上的枪伤。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靳杖子
1941年秋靳杖子第二次集家范围
1939年和1940年的那两次集家并屯失败后，日本人不死心，又于1941年秋，将这一带的百姓全都集合到靠近潵河边上的靳杖子村，成立了一个大“人圈”。靳杖子是通往半壁山镇的重要通道。
王贺林（76岁）和徐少成（64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2日
王贺林徐少成
1942年至1945年曾在“人圈”里住过。“人圈”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不能随便出入。有人跑到河边去了，但被日本人拖回来用大枪狠揍了一顿，人都给打伤了。大墙外面是深沟，但没水。墙高8米左右，南北有门，东西没门，都有警察把守，早8点开门，晚5点关门，和监狱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自由。
“人圈”里没粮食，人们只好吃野菜、树皮和野果什么的。也没穿的，一条裤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着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裤子穿。住的是草窝棚，一下雨就漏。人和猪挤在一起住，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简直是活受罪！
日本人不让种苞米，怕苞米地里藏着八路军。不让种庄稼可怎么活呀？王贺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卖柴后，换点儿食盐什么的生活。我们靳杖子村原来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集家并屯后一下了变成了150户。一户按7～８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呐。每天都死5～６个人，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没药吃，只好等死。
日本投降时，村里还剩下五六百人。当外村的都走了以后，本村的只有五六个人了。大搜捕时，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当时日本人说是发配给，可人们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辽宁及东北等地，后来都死在当地了。
1943年大搜捕时，王贺林的父亲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的水泉沟。同时，他的岳父母也被杀害。徐少成的父亲也是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里被日军枪杀。
潵河行——大搜捕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西经兴隆县的中部向东流淌，流经庙岭、半壁山、蓝旗营、三道河及龙井关后汇入滦河。当年，日军曾在潵河流域建立了50个“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间，日军曾在兴隆县全境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屯行动。2月5日，大批军队、警察和讨伐队在半壁山秘密集结，于7日（旧历正月初三）突然袭击了潵河一带的“人圈”，并从50个“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1）
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５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200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30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30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岁）、张志田（77岁）、杨焕兴（60岁）、杨茂清（62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140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6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9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2）
去白旗营“人圈”的有：
周万福之妻、父亲及两个孩子，共4人，周被杀害，80岁的父亲及两个孩子均饿死于“人圈”之中，周妻沦为乞丐。
曹万清之妻及女儿，长子万山之妻及两个孩子，次子万林之妻及1个孩子，共7人，曹万清、万山、万林均被杀害，两个孩子饿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儿及长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两个儿子被杀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韩大之妻、韩二之妻、韩三之妻及3个孩子共7人，韩大、韩三被杀。杨茂清杨焕兴张志田另外，那些去青杏沟和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全家灭户的有张宝顺、胡德福、罗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蓝旗营“人圈”，但在那里被警察强奸后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解放后，有40户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妇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从“人圈”出来，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