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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庆祝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闻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亢率领大军，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又呈紧急。弄得鬼子仓皇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幡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推行“无人区化”的元凶——岸谷隆一郎竟提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肖克为10万元，李运昌为5万元，王亢为3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2000元至20 000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赏该金的十分之一。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
总之，政策之毒辣，莫过于伪满的“无人区化”；受害最深，莫甚于伪满统治下的劳苦大众。日本鬼子真算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劣迹。他们凶恶狠毒，残暴绝伦。我虽在热河亲尝目睹10年之久，恐怕是穷我毕生之力，亦难罄其万一。惟仅撮其梗概，亦可窥见伪满王道政策的本质。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1）
傅大中
“西南治安肃正”在1942—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承滦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三井秀夫为首，重点活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标。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6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任务。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柏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赤峰分队长百岛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宽城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承德宪兵分队副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队长，不清楚。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2）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伪西南防卫军参谋、伪热河省警备厅特高课长、伪协和会长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宗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宗教团体配合讨伐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伪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现列举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两例：
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在冀热边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治安肃正”中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1944年3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宪兵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日至正月初六进行的，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治安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约900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1300余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被杀绝斩尽的不下几十户，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幼儿，以至于哑巴、残疾人都无一幸免。由于屠杀，在蓝旗营村造成了“万人坑”，在大莫峪等村造成了“寡妇庄”。1944年以后，这一地区成了“无人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九虎岭的劫难
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得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凌青绥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的。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