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没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只言片语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的，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顾及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这种仁义之举，倒真正拖慢了吴三桂一军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选择。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欲向江南争半壁（3）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在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作“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有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作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好在迎接人群中为首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由于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