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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