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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②⑤。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②⑧，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57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②⑨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③⑩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⑵⑶）一九六○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 ？ 感情 ？ 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