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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尔离开舰队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留在各自炮艇上的军官们却陷入了一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6月14日，西摩尔离开天津几天之后，2；400名外国士兵（其中有1；700名俄国人）上岸保护天津老城外的外国租界。然而，就在6月15日夜晚，义和团就将天津法国租界的大部分给烧毁了。
远在大沽口外的联军指挥官们正在他们的甲板上踱着步。北京的联系被切断了，西摩尔也人间蒸发了，法租界已经成了一堆灰烬，而且，中国人随时都可能切断连接天津和白河入海口的铁路，白河口就位于大沽，外国军舰停泊在离它12英里远的海面上，呆在炮台的射程之外。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向炮台增援的援兵和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人正在安装鱼雷发射管，可以想见，河道里应该也正在放置水雷。用不了多久，联军的舰队就会变得威力全无。（这些推论并没有考虑使馆被围的因素。）争论最终停止了，多数指挥官赞成在他们还保持着优势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们将占领炮台，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一份最后通牒被递交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所设置的最后期限是6月17日凌晨两点。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也是那段时间最平静无事的一个时刻，因为联军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从技术上来讲，敌人是义和团的叛乱分子，而不是中国政府本身。因此，联军对炮台的攻击，丝毫不亚于一场针对中国的单边战争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占领炮台，未来某个时刻对使馆方面的救援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海军司令和将军们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还可以像1860年一样，从大沽以北3英里处的北塘口登陆，并直接向北京进军，解救公使馆，让最后通牒（还有战争行动）变得毫无必要。不过人类的天性总是不可理喻，最后被选择的计划总是只有一个，而他们能采用的选择方式就是简单多数。因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攻城略地的兴趣，要超过对营救使馆的关心，这一观念，他们所有人都很含糊暧昧。所以，当只有8名外国人被杀（对比之下，却有超过200名中国人被杀）的时候，联军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并选择战争。他们的最后通牒虽然只要求交出大沽炮台，不过，那就意味着战争。
白河口一共有4座炮台（每边两座），鸦片战争期间两次遭到联军的进攻，第一次以失败告终，当时联军身陷海滩上齐腰深的烂泥中；第二次以胜利结束，通过陆路包抄从背后进攻炮台。打那以后，炮台经过了重修，并在李鸿章总督的德国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备了快速克虏伯大炮。因此，这一次决定从正面进攻，背海一战，其所依赖的更多是运气而非计谋。这样的进攻将要穿越同样的泥滩，其中插满了尖利的树桩，它曾经在1859年导致了令联军深感困窘的大流血。
最后通牒日期届满那天的日落时分，吃水较浅的炮艇载满了900人，在炮台的围墙之下占好了位置。参加此次行动的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的士兵，美国人遵照国内指示而拒绝参加，指示说：在没有正式宣战（这要提交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不要卷入军事冲突。如果中国指挥官在6月17日凌晨两点之前不投降的话，联军打算要做什么就不是个问题了。因此，到了凌晨12：45，离最终期限只有一个小时，中国人就朝正在接近的联军部队开火自卫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结果，联军的炮弹意外地落入了白河口南北两岸那些巨大的弹药库。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些防守者竟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尘云烟雾的掩护下，水兵们呼啸着冲向北炮台，步枪上都上好了刺刀。第二次爆炸之后，南岸炮台不战而降，中国指挥官自杀殉国。联军溯流而上，中国水师的四艘德国造驱逐舰全都被完好无损地缴获。
当大沽炮台遭到袭击的时候，一种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也就开始生效了，于是，中国炮兵也开始向天津城外的外国租界开火。第二天，一万名清兵包围了租界。华盛顿也承认了这一战争状态，通知海军少将肯普夫：美国军队现在可以加入战斗了。这样，一支总数达一万四千人的国际纵队从大沽动身，去解天津租界之围。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6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2）
6月23日早晨，这支联军救援纵队进入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区。发现这里几乎已经瘫痪了，他们又花了两周时间，试图夺取附近有围墙的中国旧城。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日本人占取了主动，一举炸毁了城市的南大门，就这样，中国人的抵抗停止了。
这期间，西摩尔海军司令那支衣衫褴褛的大军，正沿着很浅的白河艰难地顺水而下。当他们到达距离天津三英里处的一个地方时，意外地碰上了西沽的军械库，这可算是他们此行所获得的唯一成功。他们在那儿轻轻松松地开了火。短暂的反击之后，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所有抵抗全都消失不见了，并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占地40英亩的军械库，里面堆满了机关枪、野战炮、来复枪以及几百万发子弹。几个仍然留在军械库的中国人一枪不发地逃走了。虽然他们现在距离天津步行也不会超过两小时，但西摩尔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军械库继续呆了5天，这样就错过了天津的战斗，并在6月26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而此时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联军征服者兴高采烈的掠夺。对于西摩尔的远征队，最终的结论是29岁的指挥官大卫·贝迪（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战役中担任海军舰队司令）所作出的，他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冒出的念头中，这是最疯狂、最野蛮、最该死、最邪恶的一项计划。”
也不见得吧。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对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大沽炮台落入联军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隶总督裕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如此令人扫兴的新闻包含进那些他通过快马信使发送的消息中。他是个殚精竭虑要保住自己脑袋的老人，并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英国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击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发出电报，说是可以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为裕禄提供避难所，这一提议通过英国领事馆转告了裕禄本人。
当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而不是炮台已经陷落的时候），她就饬令各省督抚，保疆守土，严防洋人侵袭。对于那一天朝廷里所发生的事情，濮兰德和巴克斯后来发表了一篇伪造的报告，把整个过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给弄混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伪造的要求她退位的最后通牒。慈禧大为震怒：“这些洋人管的可真宽，无礼放肆，一至于此，誓当灭此辈而朝食。”（巴克斯的聪明机智是如此不能自已，以至于总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文雅风趣的措辞放到慈禧的口中，他似乎是在阅读那些中文剧本的时候发现这些华丽词藻的，并且把它们借用到自己的传记骗局之中。）
关于大沽和天津开战的消息，是21日传到太后那儿的，但裕禄依然没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报告给她。在北京，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联军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的军队已经以摆出威胁的姿态逼近了大沽炮台，并且，战斗已经开始。因此，在这场战争因为联军的进攻而开始的两天之后，慈禧颁布了一篇谕旨，承认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中国和联军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然存在。
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慈禧在这篇谕旨中“向世界宣战，”以这样的措辞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当时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联军舰队的多数指挥官已经投票赞成进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也特别指出：这样的进攻将是一次战争行动。它就发生于6月15日，而他们的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攻并占领炮台的报告）。因此，这种将罪咎转嫁给太后的做法，是一种对事实的蓄意操纵，这种操纵当即就开始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发的社论中宣称：
中国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和及其奸党所作出的。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安全地挑战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此辈奸党若不自愿离开的话，亦必将被逐出北京。希望有这样的可能：把光绪皇帝弄出来，然后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尽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团做着这样的大梦：有了义和团的大力帮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但这场战争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在他们重新部署并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行军之前，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不会被中国军队所阻挡，大多数清军既无能力又无装备。那些可以认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装备着现代化来复枪的军事单位，其实是政治大军，没人愿意把他们浪费在打仗上。
对于翘首企盼的各国使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联军指挥官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多月里，还是没能就进军北京的事情达成一致。在这毫无必要的磨磨蹭蹭当中，使馆的围攻发生了。所以，围攻使馆的愚蠢荒唐固然应受谴责，而联军指挥官们的争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样的谴责。
在满清朝廷里，也有一场家庭争吵仍在继续。温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干扰铁帽子们的策略。在翘首等待的漫长数周里，中国军队随时都可以将使馆区那点可怜的防卫力量风卷残云地吞掉，不过多亏了荣禄和其他温和派，所有冲出去的拳头都被他们给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动之下，第一次实实在在的交火发生了。见习翻译翟兰思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天（6月17日）中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朝董福祥军的几个人开了火，当时这几个人正向欧洲士兵投掷石块。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尽量避免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麻烦。子弹开始飕飕地满天乱飞，我们在北御河桥的警戒哨被临时撤回。我们（英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开一枪作为还击。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与一位中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这样的事件再发生，并且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误会看待。
总理衙门并不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放弃计划并已动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门心思想避免任何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