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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谣言，他至少不会把它视为空穴来风。”
窦纳乐爵士然后又发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情况极其严重。除非作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否则就太迟了。”他召集了一次外交使团的紧急会议，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作了些什么。
其他公使却将窦纳乐斥为一个杞人忧天的家伙，并告诉他，刚刚收到的消息称：太后和皇帝已经不在颐和园，而是回了紫禁城，假如真的有一场攻击即将发生的话，他们几乎不可能回城。他们要求窦纳乐爵士再发一封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撤回他的请求。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记道：“皇上和太后的回城使得事情一下子好了上百倍。”
然而，后来的消息称，护送太后回城的是董福祥将军那帮玩命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北京城一出现，欧洲人的后脊梁就要发冷。
董将军和外国侨民之间有血仇。百日维新期间，董福祥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南海子猎苑”，外国人的跑马场也在那儿。1898年9月30日，他的人马袭击了英、美使馆的人员，两国外交使节从他们各自的中国舰队叫来一些水兵。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董福祥的人又在北京火车站袭击了几个外国工程师和英国使馆人员的集会，那儿是他在汉人区内的军事辖区。使馆方面要求把董福祥的军队从北京附近迁走，在经过艰难的周旋之后，他的人马才转移到了北京城以东的80英里处。据历史学家马士12说，这大概是“通过极大地增加董福祥和他的将领们的银行帐户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又把董福祥和他的人调回了北京，这一回是要和他的拜把兄弟、强盗李来中所指挥的那些拳民们进行密切合作。后来，董福祥被八国联军正式指控协同端郡王执行“消灭在华外国人的计划”。
董福祥将军在大街上的再次出现引起了恐慌。辛博森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今天，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一阵新鲜的刺激充溢着这座城市，几乎制造了一场恐慌。董福祥凶狠野蛮的甘肃勇士（换句话说，是他的整个大军）的主力重新进入了首都，在先农坛前面的一片开阔地中迅速地扎了营。……我很高兴地说，这次安营扎寨，到头来会让所有的公使馆都直打哆嗦。”
如果他们知道，慈禧和光绪不管到哪儿都是由董将军护卫（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端郡王的人质）的话，没准他们要再打一回哆嗦了。
更大的恐慌还在后面，那天早晨8点30分，窦纳乐爵士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直言不讳地请求西摩尔将军的帮助：“北京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军队必须登陆，并做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其他外交使节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大沽口外，6月9日夜里11点，西摩尔将军收到了窦纳乐爵士最后一封电报，便立即行动了起来。他通知其他舰队的司令，他将带领一支武装即刻去北京，邀请他们一起行动。
第二天早晨，罗伯特·赫德爵士忧心忡忡地致电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向他说明了目前的事态，并请求他作为太后“最年长也最信任”的顾问，电告太后：和义和团之间的勾勾搭搭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但就在同一天，端郡王出人意料地对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这一政策是他和“没有骨气的”庆亲王联合执行的。这证实了窦纳乐爵士的印象：庆亲王甚至连他自己的衙门也不再能够控制了。
这天结束之前，一封发给使馆的电报说西摩尔已经上了路。然后，电报线路就被切断了，也隔绝了北京和外界的联系。对于这个日期之后的事件，所有官方的外交报告都是事后撰写的，并且都直截了当地归咎于中国人，而对外国人的挑衅行为全然不予理睬。外交官和将军们都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在危机期间他们行为得体、处置得当，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惜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拔高自己的角色。很幸运，一些未经审查也未经修订的日记和私人记述被保存了下来，提供了某些更接近于真相的东西。
正当使馆的人怀着不断增加的焦虑等待着西摩尔的救援大军的时候，北京城里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戏剧性地增加，可能已达三万之众。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流浪汉和罪犯，利用这样的天赐良机把自己置于堂皇的保护之下，排起队来享用免费的午餐。拳民们被安排在外圈，抵挡西摩尔以及接踵而来的任何人，董福祥将军的一万二千甘军在中间一圈，神机营和虎神营的狙击手们则在内圈。实际上，这一策略被证明依然不过是铁帽子们的另一场白日梦。群集在北京城内外的这三支皇家武装是政治大军，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他们的老板提供武力优势。就这一点而论，端郡王和董将军都不会把他们的人员或装备浪费在事先精心布置的战斗上。荣禄自然也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大军，无视铁帽子们的意志。拳民们将苦撑到最后，仅凭着他们手里的刀斧棍棒和几支老掉了牙的火枪——当然，还有用来防弹的护身符。
紧张气氛在不断升温。大家都在伸长脖子时刻盼着西摩尔的救援大军出现，6月11日，日本使馆一等秘书杉山彬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领着他的男仆，坐着四轮马车，动身前往位于汉人区的火车站，迎接联军部队。他要是更聪明些就会呆在家里，因为联军救援部队这会儿正面临着它自己的麻烦。出了永定门，杉山彬进入了汉人区，遭到了董福祥的士兵的袭击，被拉出马车，剁成了碎块。
为什么单单挑中了杉山彬作为攻击对象，以这种残忍的方式把他谋害了呢，其中的原因从没有大白于天下。他可能与两年之前把流亡者梁启超偷偷带出中国一事有关，招来了铁帽子们的仇恨。莫理循报道：杉山彬的心“被挖出来了，并且（有各种理由相信）被当作战利品送给了残忍的董福祥本人。”莫理循又毫无来由地补充道：同样是这位董福祥担任着太后的护卫，并且是“太后所宠信的保镖。”莫理循没有提及，杉山彬被杀后，太后迅速地发布了一篇上谕：“闻之实深惋惜。……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务获凶犯，尽法惩治。”13
杉山彬被杀的第二天，47岁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一个观点强硬、作风鲁莽的家伙”）漫步在使馆街上，遇上了一辆骡子拉着的有蓬马车。骑马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穿着打扮颇似义和团拳民，头和手腕上缠着红色的带子，如今在北京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当中这是很时髦的行头。他正在自己的马靴上“自豪地”磨着他的马刀。对克林德男爵来说，这也太过分了，他抄起铁头手杖开始攻击这个男人。男人逃走了，克林德朝那辆有蓬马车的里面一瞧，发现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着同样的装束。他把那个男孩拖了出来，用自己的重型手杖狠揍了那孩子一顿，之后，他又把这个头昏眼花的孩子拽到了德国使馆，关了起来。对于要他释放孩子的外交要求，他不加理睬。这对父子是在使馆附近发现的最初也是唯一的“据推测”的义和团拳民，不过，克林德对他们的袭击应该是导致使馆围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克林德男爵对那个男人毫无来由的袭击，以及对那个孩子的殴打和绑架，激怒了民众，数千名中国人（包括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在接下来的三天里（6月13…16日）进行了一场持续的暴力骚乱。北京城部分旗人区和邻近使馆的汉人区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骚乱、劫掠和焚烧。在骚乱开始的第一天，大量义和团拳民通过哈达门涌入旗人区，骚扰、劫掠那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店铺。所有这些都离使馆区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已经人去楼空的海关建筑，还有罗伯特·赫德爵士最近空出来的宅邸和花园，都被烧掉了，赫德的文献档案和图书大部分毁于一旦。罗马天主教的“东堂”和“南堂”也被付之一炬。南堂，由耶稣会教士修建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装饰着许多艺术品，全都化为一堆冒烟的废墟。同时被烧毁的还有：英国国教主教的的财产，伦敦传道会和盲人院。防守坚固的北堂也遭到了围攻，樊国梁主教以及他的许多教徒，还有他们的水兵小分队，全都躲在那儿。
许多西方修女和牧师都在前一天被带到了使馆区，但在东堂和南堂，挤满了大量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一个西方人后来回忆：“我们能听得见呼喊和尖叫，有些是那些正在烧杀掠抢的恶魔所发出的，有些则是他们的受害者所发出的。我们后来得知许多本地天主教徒为了安全都逃了到（南堂），在教堂的大墙之内被屠杀、被烧死。”
多数劫掠和焚烧发生在繁华区域，排满了商铺、货栈和有钱的中国人的宅第，包括经营珠宝、丝绸皮毛、刺绣品、古玩和贵重金属的商人。新账老账，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了。北京城的其他部分，包括大多数旗人区，根本就没有受到骚扰；集市和商店继续开张，街区的生活一如平常。董福祥的军队和义和团拳民明显收到了攻击某些指定区域的命令。
在使馆区，中国仆人、园丁、轿夫和翻译开始溜号。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危险的信号，不如说是一个大麻烦，因为现如今所有的日常杂务，烧水做饭，洒扫庭除，缝补浆洗，等等家务重担都得由使馆里的夫人们来扛了。北京城内所有的传教士都已经跑来寻求外交官们的庇护了。另一些人则沿陆路向着西伯利亚或通商口岸的方向逃走。
住在使馆区附近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也惊慌失措、四散逃窜。辛博森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快速的奔跑，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小脚女人……能如此敏捷地健步如飞。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心乱如麻。……他们不停地奔跑、奔跑、奔跑。……远远地能听见拳民们嘈杂喧闹，烈焰腾空，那如今成了他们踪迹所在的标志。不过，这些可怕的家伙本人，我却一个也没见到过。”也就是说，没有见到一个拳民，除了遭克林德男爵袭击的那对父子。
奥匈帝国公使亚瑟·冯·罗瑟恩是克林德男爵唯一的密友，所以，在围攻开始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们的行为也颇为类似。6月13日，一支由5名奥地利人所组成护卫队被派到了比利时公使馆，在那儿，他们的机关枪控制了海关聚居区的街道。那天夜里，一些中国人打着火把正在接近下面的大道，显然是打算到海关建筑的废墟里拾掇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却被想当然地猜测为一些专爱放火的拳民。当他们进入射程之内以后，奥地利的机关枪开火了。“这真是一阵令人愉快的声音。”莫理循带着赞许说，“火把倏然而灭。……但没有一个人死。”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奥地利人击落了街道上方的一些电话线。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3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5）
6月14日下午，克林德男爵再一次外出搜寻猎物，在旗人区的城墙之上逶迤而行。他观察到两百码之外，一群义和团拳民正在汉人区的一个场子上表演他们习惯的把戏。克林德匆匆忙忙地下了城墙，集合了一班德国水兵，带领他们来到城墙上一个有利位置，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