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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一些额外的德国和奥地利水兵到达了（最初的水兵分遣队被派出时他们被留在了后方），这样一来，使馆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451人。这当中，有两名指挥官和41名士兵最后被派去保护樊国梁主教和西什库大教堂，留下17名指挥官和391名士兵守卫四分五散的公使馆。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平静，以至于窦纳乐夫人把她两个漂亮女儿，4岁的斯特拉和3岁的艾维，送到英国使馆在西山的新近翻修的避暑别墅去了，一路上有水兵护送。窦纳乐夫人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陪伴着她们。一路上，她们嗅到了空气里危险的气味，两天之后就把她们带了回来。这是6月5日，不是一个太早的日子。
消息在乡下传播的很慢，但在孩子们回到使馆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两个英国传教士4天前在北京以南50英里的永清被杀。查尔斯·罗宾逊和孟鹤龄受到一伙暴民的恐吓，到一位地方官的衙门里寻求庇护，被迫从后门离开，就这样被逮住了，并被砍得体无完肤5。当窦纳乐爵士带着他的翻译亨利·科伯恩到总理衙门抗议的时候，他注意到：在他陈述的过程中，四位中国大臣中有一位一直在打瞌睡。这位打盹的大臣后来被引为满清政府（它已经一心一意要消灭全部外国人）冷酷无情的一个例证。就像莫理循为《泰晤士报》所写的报道：“在危机日渐迫近的时候，太后却正在颐和园里大演京戏。”
事实上，在6月的最初一个礼拜里，温和派反义和拳小集团在朝廷上暂时占了上风，这既要归因于义和团在接管涿州期间的胡作非为，也要归因于最近由使馆卫兵的来到所激起的对外国干涉的担心。有些人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依然记忆犹新，即便是端郡王和他太年轻的兄弟们，也是如此。据《北华捷报》报道，6月4日，在颐和园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试图解决铁帽子们和那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高级大臣之间的分歧，这些反对者对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和使馆区水兵的存在深感恐慌。《北华捷报》说，那些好斗的家伙坚持认为：不应该压制或反对义和团，因为他们忠于大清朝，只要适当武装就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北华捷报》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人有：端郡王，他的弟弟澜公，大学士徐桐6、军机大臣刚毅和承恩公崇绮（已故阿鲁特皇后的父亲）。提出反对声音的，只有荣禄总司令和军机处首领、年事已高的礼亲王。《北华捷报》又说，军机大臣王文韶7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太后也保持了沉默。”沉默，如今是慈禧抵抗端郡王唯一的防卫武器。让那些温和派围着他兜圈子并延缓不可避免的摊牌，她会尽量将天平向温和派的方向倾斜，不管她是否能做到。但是内心的恐惧却使得她不能在朝会上公然违抗端郡王。要是有哪个人愿意跳出来护着她，她就可以下令逮捕他，但端郡王的同伙如今占据了如此多的关键位置，以至于只有荣禄或袁世凯可以指靠，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她。袁世凯如今远在山东，荣禄早就被吓坏了，而且小心谨慎，拦一拦端郡王他还是能做到，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确定会有谁肯帮他。
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他们谁也不敢贸然行动。要应付像眼下这样的形势，他们全都养成了对李鸿章的依赖，甚至荣禄也在忧虑不安地等着李鸿章来救他们、做那些他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但正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李鸿章这会儿才在广州优哉游哉地等着壶里的水烧开呢。在此期间，任何人平心而论都不会怀疑：在宫里直接跟端郡王正面对抗，将导致光绪的中毒，以及溥 作为新皇帝登基就职。
后来，莫理循、濮兰德、巴克斯等人竭力要把慈禧打扮成这场排外阴谋幕后的主要操纵者，但这样的努力纯属捏造，并不能被眼下正在进行的事实所证明。莫理循就这场围攻给《泰晤士报》所作的报道这样陈述：“这场排外反教运动……是在太后和被她选为谋士的那些反动分子的怂恿和培养下发展起来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完全不是真的。朝廷被从中劈为两半，而太后又被优柔寡断所困，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在反对义和团这件事上，荣禄明显和其他温和派站在一起。张之洞、裕禄和盛宣怀（人们私下里承认的皇家电报局的老板）利用这次机会，令人惊讶地直接发电报给总理衙门，敦促镇压这次“以反教为借口”的所谓“叛乱”。站在中国的立场看，明智的头脑暂时获胜了。但在一个微妙的时刻，轻微的刺激也会让朝廷上的天平偏向铁帽子一边，西方人似乎不辞烦劳，早已成竹在胸。令人吃惊的是，温和派却也尽可能地忍气吞声，支撑到底。
颐和园召开秘密会议的这一天，也就是6月4日，在一次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外国公使们决定，发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作为一种防范，电报云：“在铁路和电话线路均被切断的情况下，我们这儿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围。”并且，大沽口外军舰的指挥官也得到命令，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就应该着手营救。第二天，义和团拆除铁轨，切断了京津铁路。忧心忡忡的窦纳乐爵士去了总理衙门，和庆亲王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到：亲王已经不再控制整个事件了。
6月8日，义和团纵火烧毁了北京赛马场的大看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挑衅，因为这处赛马场是在外国侨民中最受欢迎的社交场所。这儿，也确实是个血流遍地的场所。它的跑道建在御猎场内的一片地上，距离北京城南10英里，很方便可以到达，从丰台坐火车路程很近，或者，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的家伙来说，骑马也可以。几个见习翻译备好了马，全副武装，轻浮佻达，再加上几份兴奋，他们骑马对那儿的损害情况进行了一番巡视。其中有一位名叫翟兰思8，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到达的时候，矗立的废墟还在冒着烟。我们看见来自邻近村庄的一群人正在抢夺那些砖块。……我们猛冲了过去，把他们赶得四散奔逃。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决定继续往西边去，看看拳民们在此之前还干下了什么更大损害的勾当。我们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只见面前的道路被密密麻麻的一群中国人堵住了。一见到我们，他们就开始大声喊叫……“杀，杀。”我们继续向前，直到离他们不到一百码的距离。接着，他们就开始往前猛冲，挥舞着刀剑长矛，在阳光下不祥地闪着寒光。我们迅速调转马头，疾驰而去，很快就把这些追赶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仍然继续追赶了好一会儿。
另一位见习翻译许立德9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说，后来，另外两个见习翻译宝士德10和德鲁里第二次去了赛马场，遭遇了相同的愤怒的人群，宝士德拔出他的手枪，射中了一个中国人的腹部。至此，第一枪在北京打响了，而且第一个被杀的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佬干的。
这一危急事件并没有引起哪一个追踪使馆围攻导火索的历史学家的注意，莫理循在他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索性对它避而不谈，窦纳乐爵士所发表的报告也是如此。莫理循关于这桩和几个见习翻译有关的事情是这样报道的：“几个见习生正在乡村骑马时受到了攻击。我们的赛马场、大看台、马厩全被烧毁了……冒险在使馆区以外的街道上行走的欧洲人，没有不遭到凌辱的。”他忘了补充一句：没有哪个凌辱洋人的中国人不被开枪打死的。
那天夜里，一脸阴沉的罗伯特·赫德爵士把海关官员们的老婆孩子送到了英国使馆里去过夜。
窦纳乐爵士评论道：跑马场的大火，使得北京城里所有的欧洲人都有“一种他们处在危险地方的感觉”，没有别的事情曾经让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正如莫理循所报道的：随着跑马场的被烧，“如今看来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将不得不要打仗了。”毫无疑问，对中国人的开枪给铁帽子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周温和派在朝廷上所获得的优势，如今也不复存在了。一个谣言传到了窦纳乐爵士这里：朝廷已经转向了，如今全都热衷于“消灭”所有洋人。慈禧后来对这些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版本：
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11
端郡王对宫里的接管如今全面完成了。他收拾起那一套对太后孝敬顺从的假面，像热河时期的肃顺一样，厚着脸皮通知她：自己这就要篡夺发布圣谕诏令的权利了，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心：她会不会因为他的傲慢无礼而砍他的脑袋。端郡王的人无处不在，他的追随者如今控制着秘密警察、宪兵队、刑部以及其他所有国内安全的关键要素。就像两年前压制光绪一样，他如今同样胁迫朝廷、压制慈禧。这个曾经强有力的满洲女人已经跌落到如此低微的境地，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出来保护她，而她也不敢请求这样的保护。这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毫无疑问与恐惧所带来的麻木软弱密切相关。既然他有数万兵力可供支配，区区使馆，实在可以“灭此朝食”。唯一能够阻止他宣布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打断他继续兴高采烈地推行他的计划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深为困扰的资格问题。换一种比喻的说法吧，当端郡王在1900年急冲冲地投身战斗时，动身离去的时候并没有背上一个满满的箭囊。外国人曾经匆匆忙忙地把使馆之围归咎于口无遮拦的荣禄，但他是唯一一个戳穿所有把戏、断言端郡王已“丧心病狂”的满洲人。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2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4）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总理衙门一位老于世故的满族官员联方拜访了英国使馆，此人曾在国外服务过，会说一点法语（虽然法国人也未必听得懂）。他是庆亲王的核心集团成员，更倾向于调停冲突。窦纳乐爵士在写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说：“我跟他谈到，一些正在流传的谣言给人的感觉是，太后和她的顾问们已经决定，消灭北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人并把外国人赶出中国……而且董福祥将军已经做出保证，以他的甘军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太后在这件事上的要求。联方听后，并没有嘲笑这种骇人听闻的愚蠢策略（这自然要归因于他的老成），而是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我说的这些谣言，他至少不会把它视为空穴来风。”
窦纳乐爵士然后又发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情况极其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