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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2
她随后叫来了荣禄，“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3
慈禧完全被吓坏了，并认识到（惜乎晚矣）：她实际上已经成了端郡王的囚徒。如果她曾经是个危险的、诡计多端的独裁者，她可能立即就被他逮捕并处死了。但对这些阴谋诡计，她实在太缺乏政治和智力上的深度了，只能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伤心落泪。最近几年来，她已经开始随着年华的逐渐老去而变得迟缓，她允许端郡王不断巧妙地深深潜入她的私人生活。起初，她喜欢他的体贴专注。只有当他领着他的小集团、带着对光绪的指控向她施压时，她才怀疑他是一条盘绕着自己脚踝的毒蛇。当他接着又胁迫她授予他异乎寻常的尚方宝剑的特权以及随时可以将他希望处死的人当场斩首的权力时，她才被他本性中阴暗的一面以及他日益明显的偏执狂给吓坏了。然而很不幸，没有哪位宗室王爷有能力而且愿意重新集结到她的身边，保护她，使她免受端郡王和他的死党的伤害。就连荣禄也已经越来越谨慎，不愿意和铁帽子们直面对抗。在1878年的一次有端郡王的父亲作后台的争执中，荣禄已经输过一回了，并且被迫提前退隐，这一退就是7年。仅仅在惇亲王死之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他才得以东山再起，于是他对宗室王爷总是很谨慎。在朝廷的政策争论中，温和派仍然占有优势，因为他们在官僚政治的浮夸虚词、繁文缛节方面技巧娴熟，再加上他们的政治经验，但宫廷本身却正在不可逆转地滑入狂热分子的手中。
另一队拳民袭击了北京和涿州之间的丰台火车站，放火烧了仓库、机车库和外国工程师的房子，炸毁了白河上洋人建造的铁桥。因为除了大刀长矛和几架老古董加农炮，他们没有别的武器，火于是就成了他们首要的武器。在丰台城外的山岗上，两位美国女人，哈里特·斯奎尔斯和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正伫视着滚滚黑烟从覆盖着常春藤的阳台上升腾而起，那里原是一座道观，现在已改为夏日别墅。她们能猜测出正在发生什么，吓坏了。丰台是京津铁路和北京至保定线的交汇处，它位于穆斯林将军董福祥所控制的地盘的边缘上。如果义和团暴民（或者是董福祥那些无法无天的军队）点火烧了火车站，那么她们该怎么办呢？
哈里特·斯奎尔斯的丈夫赫伯特是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而她的客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是一位活泼、年轻的波士顿女人，她正在东方度假，从日本来到北京。跟她们在一起的是斯奎尔斯的三个孩子、一个德国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和40个惊慌失措的中国仆人。一班手持长矛的中国士兵前一天被派来保护她们，但此后就消失不见了。
从冒烟的方向，有一个风尘仆仆的隐约轮廓正骑在马上缓慢地向山上靠近，等到认出了来的人正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时候，两位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乔治·莫理循是赫伯特·斯奎尔斯的一位亲密朋友，很懂得怜香惜玉，他正往这儿来营救女士们。这天的早些时候，丰台动乱最初的报告刚到达，莫理循就骑马出了北京城，想亲眼瞧瞧，并看看女士们怎么样。赫伯特·斯奎尔斯这会儿正在美国使馆里忙得不亦乐乎，可能在夜里城门关闭之前没法离开北京城。这段时间，莫理循让两个女人收拾行装并让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将行李装车，为的是在明天早晨匆匆赶回北京。
莫理循到达后不久，赫伯特·斯奎尔斯就带着从俄国使馆借来的一名哥萨克骑着马上山来了。因为根据1689年和中国签订的一个条约，只有俄国的使馆被允许保留一支小规模常设卫队，一共7名哥萨克。斯奎尔斯高个儿、粗犷、英俊，永远保持着半笑不笑的样子以及一个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的风度。他这会儿穿着粗花呢骑马装，臂弯里挎着一支毛瑟枪，就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样舒适。在进入外交部门之前，斯奎尔斯在美国骑兵部队当了15年军官，他是个令人愉快的绅士加无赖式的人物，无拘无束地出入会议室或沙龙。他有政治野心，有一笔让人安心的银行余额，有一个聪明的老婆，还有积极上进的孩子们，他在中国瓷器方面的珍贵收藏，为美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们所熟知。
第二天早晨，他们动身去北京，这一队列包括40个中国人，推着手推车、牵着骡子和驴子，3个全副武装的白人骑在马上担任护卫。4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北京城。
就在同一天，还发生了一场更大胆的营救。几个外国工程师在丰台前一个火车站上被拳民们截住了，也没法坐火车往北京或天津的方向逃跑。瑞士籍旅馆老板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骑马走在一大队武装营救人员的前面，并把逃亡者安全地带到使馆区。其他在保定府火车站的西方家庭则乘坐小艇顺白河而下，往天津的方向逃跑，遭到一群乌合之众的攻击，被迫继续上岸走陆路，在损失9位成员之后到达安全地带。
乡下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但使馆区依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慌。丰台火车站被烧的那天，公使们决定发电报给大沽，请求派足够的水兵保卫使馆。消息发出去了，不过当总理衙门得知此事后，水兵被禁止来此。在使馆方面的坚持下，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但每个使馆只允许进驻30名水兵。由于有11家使馆，这意味着总共有330人。
在经过一些铁路运输方面的艰难安排之后，这一小队国际部队离开天津，80英里的旅程没出什么麻烦。在北京火车站和使馆区之间，董福祥将军的甘军6千名回汉士兵将狭窄的街道塞得满满的，要给这帮新来者一个下马威，但他们很快就撤走了，被派去保护这会儿正在颐和园的皇上和太后。从水兵们行进的路上移去了这些甘肃勇士，朝廷上的温和派就能够减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早上8：00点，美、英、法、意、日、俄的联合军队荷枪实弹行进在使馆街（即东交民巷）——这是那一年他们唯一一次全体一致的行动。他们全都带来了机关枪，俄国人带来了野战炮的弹药，却把炮忘在了天津。
到现在，已经有17艘军舰飘扬着五花八门的旗子在大沽口外抛了锚，还有更多军舰则在前往大沽的途中。窦纳乐爵士发电报给英国舰队司令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爵士4：“无需再派军舰到大沽，除非事情变得更复杂，但我不认为会这样。”不过，军舰到那儿可不是来救援的，它们是来攫取的。本国政府可不想撞大运，一旦麻烦来了，没哪个国家甘居人后，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面对这一大份中国美餐狼吞虎咽、大快朵颐。紧接着那份电报之后，窦纳乐爵士在写给西摩尔的一封信中说：不再需要更多的英国军队了，除非中国政府垮台，那它就是必须的，为的是在一场争夺战利品的国际比赛中和俄、法竞争。窦纳乐爵士满有把握地补充道：北京的使馆，“将是最后遭受攻击的地方。”
樊国梁主教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将受到攻击，就在人们对他的话不予置信的时候，首批小股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开始进入北京的大街小巷，这个时候是6月初。在端郡王的命令下，外城门的守兵允许他们只进入汉人区——北京的三等街区，在旗人区围墙的南边。铁帽子们立即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宫邸担任保卫工作。只有到了此时，也就是1900年6月，可以说，义和团和铁帽子们才在操作层面上完完全全地并肩战斗了。这之前，他们仅仅是通过像强盗李来中这样的中间人，远距离地进行一些手忙脚乱的协作。无论铁帽子们是处在民族主义激情燃烧的时刻，还是自大狂，这都可能是做梦才会有的情形，王爷和农夫之间的这种肩并肩的协作持续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并且，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尤其是拳民们，他们当中多数人在这个年关过去之前就断送了卿卿性命。
数以百计的义和拳神坛在北京城的各处出现，有点像乡村庙会上的大字布告，在这种狂欢的氛围中，本地男人和小孩也开始效法那些乡村英雄，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大练“神拳”。颐和园的太监们也扎着红头巾、绑着红护腕、系着红腰带（主要是为了对付端郡王的监督者），到处都在焚香，以证明那里眼下没有基督徒。北京城里有钱的满汉居民，纷纷以铁帽子们为榜样，认为聘请拳民担任守卫是明智的做法，花钱雇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的钱财，又可以焚香避免灾祸。随着其他拳民的陆续到达（起初是数以百计，继而数以千计），就要努力把他们限制在旗人区围墙之外的汉人区内。决不能让他们威胁到使馆区，或者，甚至不能接近它们。许多天过去，人们在使馆区的附近只看到过一个拳民，而且很快就回到了远处。
莫理循壮着胆子出了使馆区，进入汉人区打算瞧上一瞧，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拳民在展示自己的技艺：“他装作被一位天神附了体，恍恍惚惚地挥舞着刀剑朝空气猛砍。没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不仅仅是外国子弹和外国刀剑，就是外国毒药没奈他何……外国人正是用这些毒药污染本地的水井。”莫理循补充道：一位西方人（他自己）飞起一脚就让这孩子四脚朝天。这是个恶作剧。也是一次不必要的挑衅。莫理循在他给《泰晤士报》撰写的文章中并没有适当提及他对中国人有拳脚相加习惯。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1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3）
北京城外唯一摆出架势、似乎要阻挡义和团拳民的军事武装，是聂士成将军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北京以东靠近天津的那一带活动。聂将军是个温和派，对总司令荣禄的忠诚要超过对铁帽子们的忠诚。在6月的3、4两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击退了一支义和团小分队，当时他们企图炸毁那座位于杨村的至关重要的铁路桥，那样将会切断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和北京使馆之间的铁路连接。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