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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之徒，他们的腐败已经传承因袭了好几百代。中国必须修订其国家税收——可以通过……缩减或废止那笔如今每年达3；000；000（英镑）的开支，这笔钱是被那些为数甚巨、依靠朝廷供养的满洲侍卫所吞掉的。为了最容易、最有效地做到这些，将朝廷迁出北京城无疑是明智之举。只要皇帝还留在北京（被这些人所环绕），朝廷的改革将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专门监视那些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人训练和指挥，而且这件事必须由来自英国和日本的指挥官来做。事情必定会给英国、日本和中国带来更紧密地合作。俄国的侵略……没人可以预见，它会在哪儿走向终结……
都察院必须撤销。都察院是所有腐败和不幸的根源。在检查所有维新的成果时，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贻害无穷。没有哪一种制度比这更腐败的了。都察院的御史们没有薪水，他们全都靠敲诈勒索为生。弹劾的恐吓，能够从最铁石心肠的官吏那儿榨出白花花的银子出来。那些没有把御史摆平的家伙，最终遭到弹劾的必定是他。
按照他的性格，伊藤博文必定也是这样直来直去地对光绪坦言相告：取消所有对满人的额外津贴，将首都迁出北京，把军队置于洋人的指挥之下，撤销都察院。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条，都能轻易促成一次宫廷政变或者干脆就是弑君。不难设想，光绪按照原定的计划，请求伊藤博文作为特别顾问，担负起改良中国政府的重担，看来伊藤博文只是答应了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答复，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样的回答也就等于说“不”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年轻的皇帝是否能爬上老虎背，就更不要说骑上它了。
同一天，就在伊藤博文秘密会晤皇上而铁帽子们正在试图说服万不情愿的太后出面干涉的时候，康野狐声称：他终于收到了皇上请求帮助的密诏，据推测，密诏是4天之前发出的。他说，他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了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最后决定：可以让皇上年轻的维新秘书谭嗣同去天津的小站，找袁世凯将军，寻求他的帮助。这回是真的，当袁世凯在这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卖了皇上之后）回到他的司令部时，发现谭嗣同正在焦急不安地等着见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来自很不可靠的康有为，另一个，则来自同样不可靠的袁世凯，但他们所给出的，是本质上相同的故事，只不过修饰加工略有不同而已。
康有为声称（写于事件过去仅仅数月之后），谭嗣同之所以拜访袁世凯，完全是皇上密信的结果，据他说，信中有云：“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5康有为说，收到这封密信之后，他们就请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帮助皇上。“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6
第四部分 逃亡第62节 告密（3）
据康有为说，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计划在10月），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端郡王的铁帽子们）也。”7
谭嗣同完全被这个老滑头那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样子给蒙骗了。据康有为说，这个年轻人离开袁世凯的司令部时留下的印象是：将军尽管不会立即出击，但会和他们一起保护皇上。康有为也曾自夸：袁世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一位军事指挥官，一心向着皇上。”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也赞扬袁世凯是个勇敢的人，他忠于皇上，而且也深知太后的“苛酷”。直到过了很久之后，野狐禅才慢慢明白：袁世凯这个老滑头把他们全当傻瓜给耍了。
在袁世凯自己的版本里（出版于10年之后的1908年），他说，谭嗣同告诉他，有一封皇上的密旨，命令袁世凯逮捕并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
袁世凯沉吟半晌，结结巴巴地说，他不能只凭这个年轻人的口说之词就相信这些。谭嗣同逼着要他给一个答复，说自己回去就请圣上发一道亲笔朱谕，袁世凯表示反对：“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8（袁世凯自然知道，到那时铁帽子们早就动手了。）
谭嗣同说：“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9袁世凯称，谭嗣同向他出示的只不过是一份墨笔书写的所谓“朱谕”，内容含糊曲折，也没有要求谭嗣同所提议的宫廷政变。他说上面的内容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10
这和康有为的版本（“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大为不同。
袁将军为了打消谭嗣同的疑虑，以免对自己不利，便对他信誓旦旦：“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11这位年轻的改革家就这样回了北京，满心相信将军是他们这一边的。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围绕这些信息有大量的争论。整个事情的关键是皇上的密信是不是可信？如果确有此信，那么真实的内容又是什么？那些仔细研究过康有为手抄的“密诏”副本的学者断然肯定：它是伪造的。
假如这份密诏是件假货，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伪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诏发出和18日早晨送达康有为，到在改革家们的棺材钉上决定性的一颗钉子，再到迫使铁帽子们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也许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在中国，伪造是一门古老而神圣的手艺，许多翰林学者都受过模仿皇帝书法的专门训练，为的是替皇上准备新年的祝词和恩赏。李鸿章开始猛烈反击所需要的就是“证据”，用以证明革新家们确实在阴谋筹划一场军事政变，至于有没有日本人、英国人帮忙，倒无关宏旨。圣人孙子最著名的诡计就是用伪造的信息激怒敌人贸然行动。就这份光绪求助密诏来说，假的也罢，真的也罢，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在维新派当中，有李鸿章的密探，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传递这份伪造的求助密诏。谭嗣同已经好几天没见着光绪了，因为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的姨妈去了，回紫禁城不过是为了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因此，谭嗣同没有办法验证密信的真伪，除非他准备等待时机。容易上当受骗的改革家们或许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是件假货，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相信：皇上正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很久以来他们就梦想着通过一场武装摊排将“后党”监禁、斩首，或者迫使他们仓皇出逃。
无论是袁世凯的版本，还是康有为的版本，他们在提到太后的时候，都没有把她作为一个靶子，充作靶子只是“后党”：那些老顽固们。康野狐的朋友们都喜欢把慈禧描绘成维新运动的主要障碍，并且暗示光绪也急于要摆脱她。事实上，在光绪写给他的维新秘书杨锐的一封信（此信被证明是真的）里面，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他的姨妈，这样，维新运动才能够继续，人事改革才可以顺利开展而不至于触怒她。
袁世凯将军仍然按原定的时间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调查英国舰队神秘露面的事，而且要在这天晚上赶回北京向皇上报告。19日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夜班火车，20日凌晨，赶在皇上正式接见伊藤博文之前，他走进了紫禁城，这是一周之内他第三次秘密觐见皇上。袁世凯后来声称，在报告完英国舰队并无恶意之后，他试图提醒皇上他所面临的来自铁帽子们的危险，劝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尚没有其他报告。康野狐后来宣称，此次召见，皇上给了袁世凯一份密诏，但他不清楚其内容。在欺骗和谎言如此浓厚的空气里，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绪这方面的情况无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这些至今仍然是个秘密。
袁世凯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机会再次和李鸿章密商。之后，将军回到天津，径直去了荣禄那儿，又一次出卖了皇帝。他把谭嗣同的造访、维新派密谋以皇上的名义攫取权力的计划，全都一股脑地告诉了荣禄。袁世凯谈及这些的时候轻松自如，让整个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维新派完全没有必为皇上的被黜而忧心忡忡。他告诉荣禄，这些人请求他保护皇上、处置荣禄、逮捕铁帽子们。
据总督府里的一位幕僚说，荣禄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当他赶到颐和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时候见太后实在太晚了，因为她已经睡了，只好转而去报告了庆亲王，庆王第二天一早就转告太后。总督然后就会了天津。
在谭嗣同所提议的那些事情中，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勾当。皇帝的权力正当合法，谭嗣同的权力也正当合法，而且，谭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员。对于光绪的维新政策以及他牵扯到伊藤博文的那些计划，保守的满族亲王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它总归还是中国统治者的合法举动。任何族人试图进行干涉都是罪恶阴谋，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弹劾了。面对这样的罪恶阴谋，皇上和他的忠臣们即使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全体族人都一致深信：他们之所以把权力托付给光绪，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会维持事情的现状，以部族的一致意见进行统治，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会仅凭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变革。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将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他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从权力的宝座上搬走，恢复事情先前的状态，把老太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让她和过去一样，扮演一个装饰品的角色，然后再安置一个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儿子。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营救行动。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拉来太后给他们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的行动就不会是犯罪。人们认为她的地位要高于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废黜他，只需要恢复她作为好政府中的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就行了，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决定必须得到她的批准。
慈禧至今还没打定主意。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和铁帽子们一样激动不安。她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权力，理论上，她仍然有权否决皇帝的任何决定。在她退隐期间，她坚持让自己的这种特权逐步减少，直到她彻底停止行使否决权。出于自愿，皇帝可以继续将他大多数决定提交给太后，作为一种谦恭的表示。虽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她的批评者声称：她渴望收复权利。但这到底会给她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善呢？实在难以想象。到此刻为止，她的统治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武则天），也超过了大多数男性皇帝（不管是满族的还是别的什么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状态中，能够继续享受权利带来的种种好处，无论是在颐和园，还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经放弃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琐事，任何一个处在她的位置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