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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珣嫔是新皇后的姑妈，两个女孩都被称为阿鲁特氏。这样，万一皇后没能怀上男性后嗣，另一个阿鲁特氏还有希望，以保证有双倍的机会让这个氏族怀上下一位皇帝。
未来的皇后先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宫殿里住一年，以学习宫廷礼仪。还有很多为婚礼仪式所作的准备，包括订婚的礼品。主要的礼品有：两匹马（连同马鞍和笼头），18只羊，40匹锦缎，8卷丝绸，由宗室亲王护送至新娘的住处。两周之后，还有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包括100盎司黄金，10；000盎司白银，两匹马和龙头，以及给新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五花八门的财物和衣服。
其时，一乘制作精美的婚轿已经在乾清宫做好了准备，挂着大红和金黄色的帘子，四角装饰着4个银制凤凰。凤凰轿将带着新娘的嫁妆（传统上是大红色）抬到新娘的家里，有亲王护送，带着香炉、太监、侍从和一队护卫。
婚礼前的两天，总理衙门的大臣就会到各国使馆跟公使们打招呼，请求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在举行大婚典礼的那段时间不要出门。公使们感到受到了侮辱，那天夜里便聚到一起，交换彼此对这一事情的愤慨。不过愤慨归愤慨，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了这个古怪的规矩，而且显然，他们当中也并没有人去偷看迎娶皇后的队伍。
这支队伍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离开皇后的家，这个时辰是由占卜者定的，很吉利。阿鲁特氏被裹在红绸里，她的脸被红盖头罩住了，呆在她华丽的婚轿里不露面。坐着威严尊贵的凤凰轿，新娘被抬到了紫禁城，进了乾清宫。有皇室血统的亲王们带着他们的妻子，还有朝廷大臣、一大群宫女太监，正在在那儿等候。
阿鲁特走出婚轿的时刻到了。按照风俗，她只能在女人和太监的面前出现，于是，所有亲王和大臣们都退了出去。在太监和宫女的搀扶之下，阿鲁特走出轿子，被护送到旁边的坤宁宫，她16岁的丈夫和主子正站在那儿等着。他们喝了一杯龙凤交杯酒，吃了一块儿孙满堂糕。然后，双双步入洞房，30英尺见方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龙凤床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每样东西都是红的——天花板、床、枕头、花。在中国，红色是喜庆的颜色。
处女新娘阿鲁特氏在认识了这位双性恋者兼梅毒患者同治之后，接下来的情形如何，似乎就不必深究了吧。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4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4）
婚礼结束后，由于联盟双方的分歧，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吵。同治皇帝急着要摆脱他的议政王，当然还有他的两位皇额娘，想尝尝亲政的滋味。然而两宫皇太后却不想挪窝，让那个小孩亲政的日期一直到1783年2月23日才正式发布。有些人认为，这完全是母子之间的一场争夺，两位太后不希望被人推开；而另一些人则怀疑，是那些满洲的王公贵族们担心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个孩子的接任而受到威胁。总而言之，没人愿意同治完全掌权，至少，没有必要这么快。御前会议向两宫皇太后施压，要她们顶住，另一方面，这两个女人似乎也并没有过早交权的意思。
美国公使镂斐迪10的报告说：“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们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他们都说无可奉告……但在更低级别的官员中间，这个话题却被自由讨论。并且，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通常都相信他们的报道。”
1783年2月23日，当同治皇帝正式亲政的时候，那些外国团体为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而吵吵嚷嚷、手忙脚乱，最后一致决定：送乌檀木框镜子，上面镶嵌着手表和音乐钟。
同治亲政的第二天，外国公使馆致函请求觐见。自从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侯爵80年之后，中国皇帝再也没有接见过西方使节。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要外国人向中国皇帝磕头以及不让“洋鬼子”进入紫禁城而一直僵持不下。收到外国公使馆的请求函后，朝廷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有位学者暗示：如果朝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偏殿里举行，会见也许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使馆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外国公使们就开始穿上全套的官服排练起来。
1873年6月29日，星期日，会见如期举行。一开始，就进行了一场关于礼节问题的愚蠢无聊的争吵。礼节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弄不好就要流血败事、破国毁家。整个过程只用了半个小时。
日本全权大使第一个受到单独召见；接下来，其余的公使一起接受集体召见。他们看见年轻的皇帝坐在王座上，王座放置在10英尺见方的台子上，高出地面约3英尺，周围环绕着护栏。这使得皇帝的头完全高于所有的公使之上，虽然他是坐着的而他们是站着的。同治皇帝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这个弱不禁风的年轻人长着一颗杏仁形的脑袋，样子看上去就像他们所见过的微缩画家的画。作为总理外国事务的首脑，恭亲王站在皇帝的身边，另外还有两位亲王和两位礼部大臣。两排朝臣分立两厢，一直延伸到了殿前的角落里。外面的院子里站着数千名身着丝绸朝服的满清官吏。所有外国公使都穿着正式的外交礼服，佩戴着饰带、勋章，戴着白色的手套，镀金的纽扣，帽子或头盔。一位年长的公使走上前，将他们的外交国书放置在一张摆在他们和皇帝之间的黄桌子上，皇上欠了欠身，算是表示答礼，脸上毫无表情。恭亲王跪下接过皇上的答词，然后就起身走上前，说：“皇帝陛下衷心祝愿各国的皇帝、国王和总统……身体健康……并且，希望各位外交使臣与总理衙门之间的事务都能够友善而满意地解决。”会见就此结束。这样的草草收场未免使得那些兴头正浓的洋鬼子大为扫兴，不过他们都极力掩饰这一点。
等到兴奋感渐次平息之后，那些公使又到处嚷嚷：他们对于在紫禁城外这样一个接受附属国朝贡的偏殿里接受觐见感到很不高兴。这使得他们成了待磨的新斧头，为下一个20年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同治的头脑里有更重要的事情。大婚刚过6个月之后，他又开始溜出紫禁城，在圆明园的田园废墟里投身新一轮的狂欢之中。这片废墟令他着迷，他动用国库里的银子，着手重修这片园子，打出的幌子是要为两宫皇太后准备一个退养之地。
他的大臣们反对重修圆明园，因为耗费太大了。尽管如此，他们所有人还是都捐了银子，包括恭亲王，开始清理遗址上的残骸。同治则挪用了巨款来开始这项工作。他完全陷进去了，以至于所有其他的职责皆被置于脑后，对各地大臣们反对此事的条陈置之不理，甚至不参加日常的朝见和重要的仪式。正像一位中国批评家所说的：“他在政府中的表现，甚至达不到人们最小的预期。”这算哪门子“圣君”嘛。
关于同治性行为不检的谣言愈传愈烈，军机处和御前会议被激怒了。1874年8月27日，恭亲王亲自草拟了一份最严厉的批评奏折，对皇帝提出猛烈的抨击，指斥：
（圣上）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颓靡之风，日甚一日……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
两天后，也就是8月29日，在一次特别朝见上，大臣们被召来商议此事。同治和他的两位皇叔恭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他军机大臣，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恭亲王坚持要大声朗读他的奏折，令同治更为难堪。这个18岁的皇帝暴跳如雷、甩手而去。
1874年9月9日，又召集了一次朝见，重新评议此事。这一回，有两位同治的老师李鸿藻和翁同龢站起来，支持恭亲王的观点。结果，同治答应放弃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并重新调整他的航向。然而，这位被激怒的皇帝接下来所做出的反应，却让这一伙人目瞪口呆。他很快宣布将恭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澄剥职，这显然是要他闭上他的嘴巴。两天之后，醇亲王、军机大臣文祥、老师李鸿藻以及其他6个大臣也被解除职务。这实际上就等于在朝廷里放了一把火，内阁一下子陷入了危机。
同治皇帝已经离军机处和御前会议渐行渐远，这激起了满族亲王和贵族们的反击，同时也冒犯了许多总督、巡抚和各省诸侯。政府陷于瘫痪。迫于御前会议的压力，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出面干涉。没有材料记录她们是如何跟同治交锋的，诏书很快就下来了，每个人都官复原职。恭亲王和他的儿子又恢复了他们往日的荣耀，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这一次，两宫皇太后站到了恭亲王的一边，反对“她们”的儿子。当她们共同采取行动时，慈禧和慈安显然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刚愎任性的年轻皇帝的。
各地对这次9月危机有什么样的评说，目前还找不到任何记录。这样的信息被完全付诸阙如，叫人疑心是不是编年史故意不留痕迹的，因为冲突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两周之内，同治轻率鲁莽的生活方式突然而致命地惩罚了他。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5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5）
1874年12月9日，关于同治皇帝重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出了紫禁城。据说，他患上了天花，推测起来，大概是在紫禁城外的某个地方感染上的。人们请来两宫皇太后，她们仪式上的摄政权又得已恢复。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在他的报告中说：
（12月9日）这天，或者是这前后……皇帝陛下（他一直不很强健，看上去瘦小而虚弱）患上了天花，这种病在北京通常很普遍……这之后紧接着就发布了一篇上谕，日期是12月18日……上谕称：皇帝决定暂时从国事中解脱出来，并委派两宫皇太后临时代为视事。人们认为，这篇上谕显示了皇帝病得不轻，通常也预示着政府将有变动；但据我所知，他的病并不是很严重，也没什么危险，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谨慎的防范而已。……人们普遍认为，万一皇帝有什么不测，恭亲王最有可能继任他的位置。
虽然恭亲王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成为总理大臣，但除非再来一场意外的政变（原文为法语），要想继承大位恐怕没门。为了履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义务，皇位应该传承给同治的下一代。既然皇帝没有出产一个后嗣，如果他死了，这的确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艾忭敏的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这场疾病通常掩盖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预想中的政府变动。
即使是在同治的病情突然恶化之前，关于怎样填补朝廷意料之外的空缺，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某种机制必须顶替这一位置，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