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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这是周恩来考虑得较多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住地一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驻地红岩村，早被特务密切监视，且地方狭小，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于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周恩来考虑到将毛泽东住所易地，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张治中的官邸一一桂园。因它离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50号与红岩村都不远，地点适中，又在马路边，汽车进去方便，而且马路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蒋介石自己在城内的官邸也在对面院内，这一带戒备森严，特务不敢轻举妄动。最理想的方案是白天毛泽东在桂园工作，休息，晚上到红岩村过夜，周恩来再三考虑，最后找张治中商量，说明此意。不料，张治中早巳想到了这一点，他立即爽快地答应：“那就请毛先生住到我的公馆去吧。”
桂园从1939年即为张治中的居所，一幢两层的小楼，10多间房子，虽不很大，但位置适中，设施齐全。张治中将桂园腾出后，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个小院里暂住，还特别留下自己家族晚辈、当时任政治部附的张家惠在桂园负责接待事务工作。同时，另派洪兴华专为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等洗衣和做清洁卫生工作。
张治中又专门抽调了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担任警卫，并对警卫人员再三强调：“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过我十倍”。尽管有这些安排，周恩来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三个警卫员。在桂园仅用政治部警卫营还难以担负保卫责任。最后，周恩来找张治中相商，可否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很快落实了此事。
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张治中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待：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兵、素初，他让她们这期间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子一纯和小女儿素素，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不许他们去打扰毛泽东。
张治中二到延安亲送毛泽东
国共双方谈了40多天，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紧张都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就是张治中将军了。张治中在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之间不停奔走斡旋，表现出了对和平的最大诚意，真不愧是一位“和平将军”。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令毛泽东十分赞赏。
周恩来考虑到再谈下去很难就焦点问题：一个军事问题，一个解放区问题，谈出什么结果，加上毛泽东来渝已一月有余，拟于尽快返回延安。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尽快拟定谈判纪要，就主要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反内战、主张和平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以中共提供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10月10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午后，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客厅内签订了《双十协定》的文件，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周恩来在第二年也说过：“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张治中对于此次谈判“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临近谈判结束时，外面忽然传言：有的特务分子胆大包天，声言“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国民党内一些反动谋士也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让其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为人质；更有甚者向蒋介石建议，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空中制造一起空难事件。
素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心急如焚，很快找到张治中向其转告毛泽东要回延安的意向。
张治中忙问：“预定哪一天回去？”
周恩来回答：“预定10月1日。”紧接着，周恩来又对张治中说：“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治中马上听出了周恩来的话外之音，当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回去。但我在10月10日前的活动都已有安排，时间能不能推迟一点？”周恩来说：“好，我回去商量一下。”
10月8日下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在‘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其专机‘美龄号’送。但有个新情况，蒋主席要我在‘纪要’签字后立即飞兰州，去新疆解决伊犁地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只派专机，没有政府的人陪送，毛主席的安全还没有保障。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去新疆呢？”
张治中当即回答说：“可以，不过我先要向蒋主席请示一下，得到他的批准。”当天上午，张治中就通知周恩来，蒋介石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周恩来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下来。张治中也深以此为荣，他高兴地向外宣布，他将陪毛先生回延安。
解放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在一起谈起往事时说：“文白先生，当时您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我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欢宴晚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参政员，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国民党党、政、军各方人士500多人，“约六时三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氏到了，立时引起全场的快意，他们三位也忙于向大家寒暄，会场的空气好像显得更加温暖了。”
7时正，张治中请毛泽东走上主宾台，而后，张治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致词中，张治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赴重庆和谈的意义，对毛泽东极表崇敬之情，这在当时重庆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中是极少见的。张治中公开宣布他将亲自送毛泽东回延安，这使在场的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接着，毛泽东致答词，他从容地走近扩音器，以极为洪亮的湖南湘潭口音，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对张文白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就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和谈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致词，反响强烈，他们的“动人演说，使大家在极度欢乐中畅饮、进餐，互相祝贺之声不绝”。
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重庆各界人士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的同志等几百人赶到机场热烈欢送。”
飞机穿云破雾，越过巴山蜀水，于11日下午近2时在延安机场安全降落。从专机上走下时，张治中又一次惊讶地看到：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节，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他还常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认为这是解放区某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念头，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明了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毛泽东特别向欢迎的两万多人介绍了张治中，非常感谢前次陪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部长，并介绍张治中向大家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治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奉蒋主席之命，能够欢送毛先生，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盛称谈判的成就，强调中国从此即将步入长期的和平团结时期。
离开机场后，毛泽东即偕张治中赴王家坪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那儿，张治中受到了中共中央各负责同志与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叶参谋长、边区政府林李主席等的热情款待。
当晚6时，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十八集团军首长又在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张治中，到会有70多人。宴毕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千余人的欢迎晚会，热烈欢迎张治中将军。晚会由叶参谋长主持，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随即请张治中讲话。他首先说：“此次欢迎毛先生去重庆，又恭送毛先生回延安，这是我最引以为荣幸的事。”接着发表他的感想：“毛先生此次去重庆，造成了普遍的最良好的印象，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此次谈判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所期望的，没有毛先生去重庆，便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不但解决了两党间的一些问题，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国内和平、建国的基础。”
他列举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中若干实例，说明会谈空气之友好和谐，并转述蒋介石“恢复民国十三年合作精神”之愿望。他继续强调说：国共两党当前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团结、一定要民主、一定要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彻底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张治中的讲话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晚会中，上演平剧助兴。整个晚会始终充满着热烈、兴奋、团结、欢乐的气氛。
12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吴玉章、杨尚昆等与张治中共进早餐。席间，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重庆谈判，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在你们重庆，你用上好酒席招待我。可是你来延安，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呀！”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多次谢意心存不安。
毛泽东对张治中亲自送他回延安很是感激。毛泽东是个颇重感情的人。第二天，他便亲自送张治中去飞机场。在车上，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泽东举例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消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对他做的这些有利于和平的事知道如此清楚，心里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敬重，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诚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治中三到延安留佳话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意义重大。不过，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和谈缺乏诚意，坚持专制和独裁的方针，故军队问题与解放区政权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中国，继续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以便尽快成立一个亲美的打着“民主”旗号的蒋介石政府。
根据政协会议有关军事问题协议的精神，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派代表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美方代表是马歇尔。整军谈判，谈了近半个月，国共双方意见距离很远，分歧甚大，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这才使拉锯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