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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的过程。舞剧通过对洪常青、贫农女儿吴清华形象的
塑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如火如茶的伟大斗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请剧组编导、主要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开座
谈会，征求大家对舞剧能否公演的意见。
雷英夫见在座的都是专家，便起身准备携夫人、女儿离开。周恩来叫住
了他。周恩来笑着说：“雷英夫，你别走呀，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嘛。”
雷英夫觉得此剧已经过周恩来多次指导修改了，在座的又大多是文艺界
的行家，自己是门外汉，能提什么意见呢。于是就随口说：“舞剧很好，舞
蹈也不错，我看可以上演了。”
这时，雷英大的女儿突然说：“周爷爷，我想提个意见，可以吗？”
周恩来把视线移向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鼓励地说：“当然可以。”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小姑娘的胆子大了起来，说：“有的地方，演员老
在舞台上转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吴清华从恶霸地主南霸天阴森的地牢里
逃出来后，一大群南霸天的狗腿子在后面如狼似虎地追她，她不赶快跑，却
在原地转圈圈，这是为什么？”
雷英夫一听女儿的话，很生气，心想，当着总理和这么多行家，一个小
孩子提什么意见。他嗅怪地训斥女儿：“你小孩子家懂什么，竟敢在总理、
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小姑娘委屈地呶呶嘴。
周恩来见此情形，就对雷英夫说：“哎，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你怎
么能随便阻止孩子说话呢？”
雷英夫解释道：“今天是听您的指示和专家们的意见，小孩子不懂规矩，
胡乱插话，太不礼貌了。小孩子懂什么芭蕾舞。”
周恩来认真地说：“孩子说她看不懂，自有她的道理。她有她的代表性，
人类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难道我们的芭蕾舞出去后，不跟他们见面，不让他
们看？”
是呀，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周恩来能够这样尊重一个中学生提的
意见，使雷英夫深受教育。
大力发展稳步前进——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周恩来在主张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屡屡强调教育发展要重视质量，反
对不顾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他认为，衡量教育发展不应单纯地看数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
与经济建设一样，建国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
量、红与专的关系上常常失衡，导致教育质量频频出现问题。
1953 年，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高等院校进
行了一次院系调整。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冒进的现象。有
些院校不顾实际师资和力量，一味扩大建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度出现了全
面铺开、齐头并进的现象。这样，虽然在学校以及学生数量上较以前都有提
高，但在质量上实际是有所下降。1953 年5 月29 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80
次会议上批评了院系调整中这种“好大喜功，不求质量”的做法，他强调“要
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12 月21 日，他
署名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又指出：“为了适应国
家建设的需要，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同时，也必须注意巩固，
提高质量。”他还说：“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不积极发挥潜力，不努力创
造条件克服困难以力求发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对的；单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
虑可能条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1955 年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
快，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急躁情绪。教育部门也受到影响。1956 年9 月16 日，
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数量和
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
纠正的。从教育部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
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要和实际可能，
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1958
年后，我国教育质量的下降显得更为突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大跃进”的影响。1958 年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
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
进”的口号，“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样，各种学校一哄而起，在
建校规模和招生数量上也搞“大跃进”。这样一种不顾实际的片面追求数量
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有些学校缺乏师资和起码的教学设备，有名无实。
第二个原因是1958 年，我国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
方针本是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实践的弊端而提出的，强调学校
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但是，由于在理解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
现了“左”的偏差，片面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把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学生参加一般的工农生产。这样，老师和学生过多
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过批评。1959 年5 月28
日，他在天津大学给师生们作报告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
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
清主导就没有方向。他还针对天津大学在招生数量上的“大跃进”指出，天
津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现在将近有1 万学生。万人大学在世界上能有几
个？我劝你们要控制，不要老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学生人数再增加就不好办
了。当然，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学校的问题。一个学校
的人数有它一定的限度，你们达到一万就不少了。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
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
质量，那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
1961 年4 月3 日，周恩来在一次人大会议上又指出，这几年的教育发展
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
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上，受极左政治的影响，片面强调政治上的，“红”，
不要学习上的专，强调教学质量被诬为“白专道路”，遭受批判。对教育界
的这样一种极左思潮，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65 年3 月，他在一次谈
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
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出国留学的，
酋先要学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学好专业，才能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不然，
就加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1970
年11 月20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对
那种硬性规定每天练习外语只能一个小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学外
语要天天练。夭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
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
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
他鼓励在场的老师，一定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抱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否则，
会误人子弟的。
办好共大科技兴农——支持和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建国后，一向重视农业的周恩来非常关注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他
自始至终支持和关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是一例。
“共大”创办于1958 年8 月，校址在江西，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农林
职业院校。学校没有农学、林学、园林、畜牧、兽医等专业，侧重学习中等
农业技术，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
“共大”创办初始，就得到周恩来的关怀、鼓励和支持。1959 年夏天，
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抽空把江西省的省
长邵式平找去，详细地询问了共大创办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说：“我
国科学文化落后，农村更加落后，文盲还很多。我们的青年农民应该掌握一
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现在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将来还能够运用更
新的技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问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农村
培养科技人才，很好也很重要，一定要办好啊！”谈话结束时，周恩来亲笔
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
还是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一天傍晚，周恩来吃过晚饭，出来散步，遇
见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周恩来立即迎上前去，说：“俊秀同志，邵大哥
（指邵式平）说你兼任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我给共大题了校名，共产
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和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
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啊！”
刘俊秀汇报说：“我省将近20 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按两个农业科技
人员计算，就得有40 万人的一支大队伍啊，这么多的科技人员，光靠农学院
培养跟不上需要，还是靠共大来得快。”
“对！农学院和共大总校培养农业科技的骨干队伍，共大分校培养一般
的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刘俊秀又说：“总理，共大刚创办不久，经验还不够。而且，还有人反
对，说共大是私生子！”
“就是私生子，法律还保护嘛！”周恩来笑了笑，又接着说：“搞教育，
办事业还会没有人反对？反对也不是坏事，可以从反面促进我们把共大办
好。”
1961 年9 月，周恩来到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9 月17 日，会议刚结束，
周恩来就亲自来共大庐山分校视察。他站在山坡上，眺望着师生开发的一块
块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高兴地说：“生产基地好，共产主义
劳动大学就是既要学习好农业科学技术，又要搞好劳动生产和科学实验。”
周恩来还和师生们一起座谈，听取大家关于学习和劳动情况的汇报。最后，
他鼓励大家说：“学校办得不错，还要继续办好。同学们要努力学习。”
9 月18 日上午，从庐山下来到南昌的周恩来又在南昌宾馆接见了“共大”
总校的师生代表。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
关心共大，非常支持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话音一落，
大厅里顿时一片欢腾，掌声经久不息。师生们满怀信心，表示一定不辜负毛
主席和周总理的期望，把“共大”办好。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上一度对“共大”产生了种种非议。
“共大”的日子很不好过。1963 年秋，江西省委派“共大”总校的三位同志
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